我為什麼踏上“痛苦之旅”（國際論壇）

　　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為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戰爭中遭受的痛苦感到痛苦，更為我的國家應當做而迄今一直未做的事感到羞恥

　　在所有亞洲人中，日本人在文化傳承上最應感激的是中國人。如果沒有與中國文化的交流，我們日本人甚至不懂得如何書寫自己的語言。然而，在所有亞洲人中，上世紀前半期從日本人手裡遭受痛苦最為深重的也是中國人。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為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感到痛苦，更為我的國家應當做而迄今一直未做的事感到羞恥。

　　讀完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所寫的《走向南京之路》一書，我無法平靜敘述書中所講述的諸多慘烈故事。此書是本多採訪了數百位南京大屠殺慘案受害者和見証者之后寫成的，再現了1937年底日本士兵在從杭州灣到南京沿途所犯下的可怕、野蠻、慘無人道的暴行。

　　本多想通過此書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南京城裡發生的那些恐怖暴行，事實上在日本軍隊行進途中，已經以同樣方式降臨在沿途眾多無辜的平民身上。兩者的不同僅僅在於暴行的范圍和程度。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到中國上海的飛行時間約為12小時，遠遠小於當年日本軍人從杭州灣行進到南京所用的近40天。這一個多月時間裡，沿途中國軍民所遭受的身體和精神上的摧殘，現在想來令人不寒而栗。

　　戰爭結束5年后，大約1000名關押在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日本戰俘被轉移到撫順和太原的監獄。在中國監獄裡，這些戰俘得到了慷慨和善意的對待。部分監獄工作人員對日本軍人所得到的待遇有很多抱怨，因為他們的家人曾被日本軍人殺害。然而，監獄長卻對工作人員說，即便是戰犯也應被當做人看待，我們的座右銘是“我們痛恨罪行而非罪人”。對於中國人這種高貴的品格，我懷著深深的敬意。

　　我的父親作為日本帝國軍隊一名軍官曾被派往中國。當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時，他正作為日本總參謀部的陸軍中校駐扎在南京。作為一個“日本鬼子”的后人，我感到我不能對這一切無動於衷。退休之后，我開始了亞洲之行。每年我選擇一個亞洲國家和地區去義務宣講5個星期。去年12月，我的新書在東京出版，書名為《我的痛苦之旅——沿著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擴張之路》。這本書集納了過去11年我在亞洲各地的見聞和感受，表達了一位日本軍人后代的懺悔。

　　我去亞洲，是嘗試去醫治創傷、增進溝通。我想通過我的行動去展示悔過和補償的誠意。我希望日本政府也能認真面對歷史，為日本過去對亞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深刻檢討，並向亞洲受害國家展示誠心悔過的決心。同為二戰挑起國，日本在反思歷史方面需要向德國學習。德國很早就旗幟鮮明地譴責自己的納粹歷史，並向受害國家誠懇道歉，求得受害國人民的原諒。相比之下，日本至今不僅沒有對自己的侵略歷史認真反思，其領導人還不時參拜靖國神社，企圖為其軍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正名。這是對亞洲人民的再次傷害。

　　一直以來，日本人不斷在呼喊，至今仍在呼喊：“不再有廣島！”然而，除非日本人學會大聲呼喊“不再有南京”，否則，這一呼喊在日本以外不會產生廣泛共鳴。日本不能再對自己的侵略歷史含糊其辭了，否則很容易重蹈覆轍。日本需要向德國學習，徹底和軍國主義歷史告別，通過道歉和賠償求得亞洲人民的諒解，最終實現與周邊國家的真正和解。

　　（作者為荷蘭萊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