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家父王伯驤及其他抗戰英烈

家父王伯驤是河南省禹州人。早年他參加過五四運動，后追隨馮玉祥參加北伐，經於右任介紹加入國民黨。他在軍隊中官至陸軍中將。抗戰前，他曾任吉鴻昌將軍第10軍參謀處上校處長，繼而任孫連仲將軍第26路軍25師少將參謀長。

圖為家父王伯驤戰場戎裝照

“七七事變”后，家父奉軍長命令，以30師少將參謀的身份代理師長職務，率部赴河北支援盧溝橋抗戰，在良鄉、房山、琉璃河、涿州一帶與日軍激戰月余。隨后，他又以27師少將副師長之職奉令率師馳援山西，與友軍防守娘子關，並向日軍發起猛烈反擊。以后，他率部參加及支援過的著名的台兒庄戰役、武漢會戰、徐州會戰、鄂西會戰等。

在全面抗戰爆發那天起，家父的日記就未曾中斷。在他的日記裡，清晰地記錄了台兒庄戰役中我國軍人不顧犧牲、英勇奮戰的事跡。父親在一則日記裡這樣寫道：

“三月中旬起，日軍以驕矜之姿態，決定擊潰中國軍於大運河以西以南地區。不料台兒庄之抗戰軍猛烈抵抗，以弱勢兵力包圍。最緊張時，其戰車之猛烈突襲我27師之一營，使猝不及防。數十輛戰車，一排而至。全營官兵多數被壓斃於戰車履帶下，營長王景山碾成肉餅。但未被碾到者奮不顧身，搶上戰車，以手榴彈投其射擊孔。致毀壞其戰車有十二輛之多。但我官兵，被打死者，與車上者亦甚多。如此壯烈，可歌可泣！更有守台兒庄之官兵在房內巷戰，以迫擊炮彈隔牆作爭奪戰，血肉橫飛至多慘烈！我官兵經得起這樣慘烈，而日本軍如此犧牲精神則遠不如我軍！”

圖為家父部分日記

家父作戰時視死如歸，他與部下共勉的誓言為“溝死溝埋，路死路埋，狼拉狗啃是活棺材。”與日軍作戰多年，他身上一共留有與日軍戰斗而造成的刀傷、槍傷多達四十四處，次次都是生死關頭。從傷口看，許多次隻要偏一點點，就會死於戰場上。父親常常對我們說，抗戰時自己隨時可能會犧牲，那便也沒有我們的存在了。父親總是愧疚地提起，在烈火與硝煙的戰場上，他無數次目睹身邊親如兄弟的戰友們一個個奮不顧身，犧牲或殘廢了。他們當中有的新婚燕爾，有的初為人父，還有的家中尚有年邁的父母雙親。這些戰士們，一聲令下，便毫不猶豫地敢死隊一般的沖鋒陷陣，犧牲在戰場上﹔而他雖身先士卒，卻九死一生，僥幸而已，哪能談什麼英勇或功勞。

在我年少時，有些同學知道我父親的事跡，總會羨慕地對我說：你的父親是抗日將軍，是英雄。我聽到后回家向父親匯報說：同學們都在說您偉大。但是父親卻生氣而傷感，訓斥我說：“知不知道，我一點都不光榮，也並不自豪。這些年我一想到那些死去的將士及他們的家人便愧疚到寢食難安，因為真正有功勞的是我那些死去的戰友們、士兵們。在我的一聲令下，他們便奮不顧身沖到最前線，死傷的人像滾豆子一樣倒下，鮮血染紅了整個戰場，可以說，一寸山河一寸血。他們其中很多都成了無名英雄，橫尸遍野。犧牲后，國家沒能保障家屬的生計，戰后也沒有得到日本人的賠償。家人們可能會流離失所，淒慘可憐﹔烈士的老母親老父親可能沒有飯吃變成叫花子要飯﹔他們的妻兒子女可能要受人欺凌，餓死或者病死。相反，你現在生活得好好的，衣食無憂，還可以無憂無慮地上學生活，我又怎麼可以說自己是英雄，又怎麼可能去談論自己的功勞呢？！”

當我后來長大一些，經常聽父親提起這些往事，對於父親心中的傷感我也感同身受。所以父親從來不想去談起自己的功勞，不想去寫那些自己的戰場事跡，只是一遍遍地向我重復：要緬懷那些真正的英雄，那些犧牲了的愛國將士們，更要默拜、祈禱、挂念那些烈士的家人們。

我從台灣出國來英國留學時，是由蔣介石的總統府國策顧問孫連仲作的擔保。他的夫人羅毓鳳是前清端王載漪的孫女，曾告訴我說：“孫長官老說你爸爸在戰場上英勇無比，又從不邀功，真是個好人。”就連在我父親去世公祭的靈位前，孫夫人代表孫連仲將軍還不停地一面鞠躬，一面說著“真是好人。”

2011年初我剪下一份台北《中國時報》兩岸新聞中提到蔣介石於1952年贈送給前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的景德鎮花瓶，由根本博的長女把她這“傳家之寶”還贈給台北。當時我就想起小時候家父講給我聽他曾與日將 根本博指揮的師團在華北輾轉交戰多次，每次都是戰況激烈，橫尸遍野，死傷慘重。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1945年10月10日，家父跟隨長官 孫連仲（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在北平太和殿參加華北日軍投降儀式，由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根本博中將率軍向代表中國方面的孫連仲行禮，簽字，遞交降書。這次是家父第一次在戰場外見到沾滿他的將士及同胞鮮血的入侵將領，頓感痛徹心扉！

圖為剪報

圖為北平受降儀式，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中將簽降書

圖為北平受降儀式圖為孫連仲將軍接受日軍敬禮，簽字，遞交降書

圖為家父王伯驤中將戎裝照

家父還告訴我，1949年初大陸解放前，家父以代軍長之職，帶著68軍兩萬人部隊退守在廈門海邊，因軍長 劉汝珍中將（33集團軍總司令劉汝明胞弟）已赴台，而國民黨無力也無意接運這支由非嫡系將領的軍隊赴台。一晚，當他聽到士兵喧嘩要求槍斃兩個駕船逃海的憲兵時，憲兵喊冤稱看到海上有軍艦，欲往求該艦來運大家赴台，於是開軍官會議，大家一致建議家父親自登艦去命令艦長（艦長最多是上校）來運接大家赴台得一生路﹔於是家父帶著2名勤務兵和一些日記（家父勤務兵常年帶著他的日記）劃著小船上了軍艦。沒想到見到了老友湯恩伯上將。湯恩伯要求家父跟他赴台向蔣報到，說無軍令無法也無力把剩下的軍隊帶往台灣。因為他這次是奉蔣介石之命赴日本接根本博來台當蔣介石的軍事顧問（蔣介石湯恩伯及根本博皆為日本士校舊交）。家父憤恨之余，欲下艦向廈門與兵士們共生死，但被湯恩伯死命抱住﹔以家父妻兒子女已在台灣為詞，並說勸之不動就以軍令！無奈之下，才被湯恩伯帶往台灣，當晚並與昔日戰場上的死敵根本博睡軍艦上下鋪。家父在60年代告訴我此事時仍是百感交集，老淚縱橫。

王台生 (中英文化交流學會)2015年8月寫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