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8月20日09:55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字號
圖為電影《百團大戰》劇照，左二為彭德懷，左三為左權。
1940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艱難時期。
歐洲戰局急轉直下。納粹德國閃擊波蘭后，連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挪威。法國宣布投降，希特勒在凱旋門前閱兵，叫囂將實施“海獅行動”，進攻英國。
東方主戰場腹背受敵。日本威脅英法封鎖中緬、中越國際交通線。棗宜會戰中，張自忠將軍以身殉國，江漢平原以至華中大部落入日寇之手。汪精衛偽政府在南京成立，一時間投降論調甚囂塵上。
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迫切需要一場大戰的勝利！
1940年8月20日夜，位於山西長治武鄉的八路軍總部發出指令，一場以破襲正太鐵路為重點的戰役就要打響。戰役發起第三天，參戰部隊達105個團，故稱“百團大戰”。
今年8月28日，以此歷史事件為背景創作的電影《百團大戰》將在全國院線上映。作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重點影片，《百團大戰》以類型化的電影語言，再現了這段永不磨滅的抗戰記憶，弘揚了永不屈服的抗戰精神，也提醒今天的中國人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和平。
“打”出來的戰爭大戲
百團大戰，從1940年8月20日的破襲戰開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掃蕩”結束，歷時5個多月。據1940年12月10日八路軍總部公布，八路軍共進行大小戰斗1824次，斃傷日軍20645人﹔繳獲各種槍5942支，各種炮53門﹔破壞鐵路474公裡，公路1502公裡，橋梁213座，火車站37個，隧道11個，煤礦5個，倉庫11所……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在《偉大的道路》一書中如此記述：“整個華北地區，從晉北山區到東海岸，從南面的黃河到北面的長城，都成了戰場，戰斗日以繼夜，一連厮殺了五個月。敵人所有的煤礦、電廠、鐵路、橋梁、公路、車輛和電訊都遭到破壞。”
今日的銀幕如何再現這場熾烈無情的大戰？《百團大戰》用影像營造了一種被濃縮的歷史感。
創作者在近兩千場大大小小的戰斗中選取了三場作戰方式、場景規模不同的重要戰役，予以藝術性呈現。“娘子關火車站之戰，八路軍運用攻堅戰對抗日軍鋼鐵之軍﹔攻打西營鄔陣地，八路軍智取炮樓，解救被俘老百姓﹔關家垴之戰，敵守我攻，八路軍沒有重火力，打得艱苦而悲壯。”導演寧海強說，“電影《百團大戰》將攝影機放在了戰場中間，是一部‘打’出來的戰爭片。”
影片從戰略、戰役、戰斗三個層面，再造了司令部決策的真實，也再現了戰壕中戰斗的真實，描繪了一幅氣勢宏偉的戰爭全景。戰場，匯聚了激烈的矛盾沖突和具有沖擊力的視聽場面。鏡頭延伸至對戰雙方司令部，大戰一觸即發的氛圍凸顯：日軍受到歐洲戰事的鼓舞，加緊南進，以推行“囚籠政策”隔絕太行抗日根據地與晉察冀邊區的聯系﹔彭德懷、左權等洞悉這一政策，研究部署作戰計劃，決定破襲正太鐵路，將這“囚籠打成篩子”。鏡頭聚焦在烽煙四起的戰場，一場復仇大戰拉開序幕：成百上千的八路軍戰士在層層疊疊的山坳間迂回前進﹔其悍似虎、其志如鋼的八路軍戰士以血性為利劍，以血肉之軀為盾牌頑強戰斗。觀眾在影片中看到突襲戰的出其不意、攻堅戰的扣人心弦、陣地戰的真實壯烈。日軍的“囚籠政策”在戰爭中瓦解，八路軍的威猛血性在戰火中強壯。
可以說，《百團大戰》努力在“打”字上做文章，“打”得真實可信，“打”得酣暢淋漓，“打”得氣壯山河。
活潑潑的英雄群像
古希臘傳記作家普魯塔克在描繪古希臘與古羅馬的英雄人物后說：“我對於書寫歷史沒有興趣，我熱衷於那些活生生的人。他們的表情與性格比那些輝煌的戰役更能表現他們的魅力。”
百團大戰已經被教科書、傳記文學、影視作品記載與再創造過多次，中國人對於這段歷史大都不陌生。電影《百團大戰》的生命力借助片中的真實人物、虛構人物得以生長，戲劇張力在史實與虛構、政論與情感的結合中彰顯。
影片中，共產黨方面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左權、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鄧小平等，國民黨方面蔣介石、李濟深、張自忠等，以及日本方面的將領悉數登場。創作者還設立了一組虛構人物：八路軍女戰士梁山、張自忠將軍部下姚尚武、兵工廠老師傅等。以救亡圖存的民族精神將虛構人物與歷史人物、三場戰役與整個故事勾連在一起。在它的引領下，人物性格、命運走向與宏闊的戰爭場景、緊張的敘事節奏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勢必與大銀幕前的無數雙眼睛和心靈聯系在了一起。
“電影從頭至尾貫穿著悲壯之氣、民族血性。”該片聯合導演張玉中說，劇中人物之間有著復雜又微妙的感情。“在大的戰爭格局下，人與人的關系有著很大的突發性，很多人是突然相見、突然分離。彭德懷與左權之間，梁山與姚尚武之間的生死之交便是如此。”
在電影《百團大戰》中，不論將領還是戰士，老兵還是新兵，男性還是女性，人物魅力和神採皆來自活潑潑的真實感。彭德懷、左權等指揮將領睿智果敢，幾個富有人情味的小道具讓人物形象更立體、有溫度。普通士兵姚尚武的命運牽引著觀眾的情緒波瀾起伏，觀眾隨他先后目睹張自忠將軍的壯烈殉國，經歷家園被毀的絕望，親歷戰場厮殺的驚險，失去戰友的悲傷，也不由自主地升起對和平生活的向往。這種悲壯之氣因此穿越時空，成為影片中的人物與觀眾的情感共鳴點。
如果說，現代戰爭片的類型元素讓電影《百團大戰》抵達“好看”的觀賞層面，那麼這群充滿真實感的英雄群像則讓電影實現了“走心”的溝通功能。
抗戰影片當正本清源
戰爭片可能是最具有觀眾基礎的一類中國電影。從上世紀30年代的《共赴國難》《八百壯士》《熱血忠魂》，到新中國成立后拍攝的《平原游擊隊》《地道戰》《小兵張嘎》等，中國戰爭片受到蘇美兩大電影強國同類影片的影響，又向自己的文化和歷史汲取營養，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和藝術特色。中國戰爭片廣泛動員軍力、民力，再現波瀾壯闊的戰爭圖景，表現革命戰爭的真實過程，為中國電影長廊留下了眾多不可磨滅的藝術形象。特別在新中國成立后，抗戰電影更是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是非善惡觀。《一個和八個》《血戰台兒庄》《紅高粱》，以及近幾年的《集結號》《南京！南京！》《一九四二》，為中國電影刻畫民族性格並走向世界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隨著近幾年影視產業的爆發性增長，一方面是抗戰題材的電影逐漸“沉默”，另一方面是抗日神劇走向了戲耍歷史的極端。今天的抗戰影視成為一種形式上過度開發、思想上卻極度貧乏的題材。在種種有意無意地遺忘、曲解和虛構中，藝術的重構與歷史的真相漸行漸遠，我軍被無限地拔高神話，敵方則被丑化矮化，戰爭不僅被美化、詩化、浪漫化，甚至被淺薄化、娛樂化、荒謬化。
從這個層面來看，電影《百團大戰》為中國抗戰電影正本清源的努力值得肯定。曾有記者詢問寧海強，為什麼中國戰爭題材影視劇比不上美國《兄弟連》好看、過癮。寧海強回答，這首先要回到歷史真實，“美國在二戰時期已基本具備所有的現代化裝備，而我們隻有小米加步槍，中國人是用自己的戰略思維、戰役指揮、戰斗方式把日本侵略者從我們的家園趕走的。”在這方面，電影《百團大戰》不是為討好觀眾而虛構夸張戰爭場面，而是重在表現八路軍獨特的戰斗方式。
“在向歷史接續、向世界先進看齊的過程中，中國抗戰電影理應具有自己獨特的氣質。當好萊塢電影動用技術手段與煽情技巧，突出戰場上橫刀立馬的英雄的時候，中國抗戰電影更須重返自己的文化記憶與文化判斷。”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局長張宏森認為，那些由儒家思想主導的自我犧牲、由家國情懷催生的百折不撓、由集體生活鍛造的陽剛質朴，是溫暖而動人的領域，也是可以繼承和持續有動人發現的領域。他評價電影《百團大戰》：“這是一部反映八路軍在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史詩電影，一部符合現代電影要求、真實展現了戰爭殘酷的戰爭片，一部以彭德懷、左權等中國共產黨人的性格體現中華民族不屈血性的電影。”
“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卻。”這句話出自曾無私救助過中國平民的德國人約翰·拉貝。今天我們與《百團大戰》一道重溫民族抗戰的歷史，是為了永不忘卻那段民族苦難的歲月，永不忘卻為爭取民族獨立而浴血奮戰的前輩英雄，永不忘卻今日和平生活的來之不易。中國抗戰電影正本清源的意義，正在於此。
版式設計：宋嵩
值得重溫的9部抗戰電影（鏈接）
《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年）
由蔡楚生、鄭君裡導演和編劇，白楊、陶金、上官雲珠、舒繡文、吳茵主演，將抗戰前后將近10年的復雜社會生活，濃縮到一個家庭的遭遇之中。該片代表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工業的最高水准，被譽為中國電影史上一部史詩般的影片。
《八千裡路雲和月》（1947年）
以抗戰時期抗敵演劇隊的生活為藍本，描寫了隊員們戰時和戰后的遭遇，有著鮮明的紀實性畫面和濃烈的政論風格。上映時，報刊評論稱它“替戰后中國電影藝術奠下了一塊基石，掙到了一個水准”。
《平原游擊隊》（1955年）
游擊隊長李向陽和日軍中隊長鬆井是本片最鮮明的人物形象。李向陽的形象既有中國古典文學中草莽英雄的特點，也有外國電影作品中的傳奇英雄如俠盜羅賓漢、夏伯陽的影子。
《鐵道游擊隊》（1956年）
由原著小說作者劉知俠擔任編劇、鐵道游擊隊隊長原型之一的劉金山擔當軍事顧問，情節曲折、險象環生，充分展現了游擊隊員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插曲《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深受觀眾喜愛。
《地雷戰》（1962年）
在當時看來頗有先鋒意味的一部電影。民兵英雄的勇敢、智慧、不屈不撓與日寇的狡詐、凶險和殘酷形成尖銳的對峙，並在反復較量中展現出各自的形象特征。
《地道戰》（1965年）
將豐富多彩的戰爭史實、形象鮮明的英雄人物和軍事教育的內容巧妙地融合為一體，充滿機趣的細節構思和昂揚樂觀的音樂基調，不少經典台詞廣為流傳。觀眾近30億人次，遍布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東歐等地區。
《血戰台兒庄》（1986年）
再現了台兒庄大捷的歷史，是一部正面描寫國民黨抗日的戰爭史詩力作。全國政協原副主席程思遠曾評價說：“這部影片拍出了兩種人物形象：一個是在銀幕上拍出國民黨官兵當年抗戰的形象﹔另一個是在銀幕后的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博大、高瞻遠矚、實事求是的形象。”
《紅高粱》（1987年）
中國電影“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之作，無論在精神氣質還是在電影形態上，都創造了一種濃郁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
《國歌》（1999年）
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全面表現《義勇軍進行曲》來龍去脈的影片，講述了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以田漢、聶耳為代表的中華兒女如何熱忱報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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