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塔體制與二十一世紀亞太和平【2】

　　日本背離其“非戰”承諾越來越遠

　　蘇聯解體后，日本的實際表現告訴我們：日本再次導演“大東亞”的劇幕已經開始並一定會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劇首幕場景就是釣魚島，因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亞太地緣政治的核心。

日本天皇簽署投降詔書 資料圖片

日軍在湖南芷江簽署投降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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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開地圖就會看到，釣魚島是日本所謂“周邊事態”所涉區域諸環節中的關鍵環節，更是從日本列島與對日本地緣政治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台灣島之間最關鍵的接榫部位。日本政府宣布開始辦理授予民間企業對東海“中間線”以東的油氣試採權，就是因為中國開採油氣的地點接近釣魚島。

　　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地緣政治的基本特點。事實上國家是一個汲取資源的生命體。日本是經濟發達而資源奇缺的國家，戰后日本經濟迅速崛起，其制造業和市場的相當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一帶。而日本卻對從日本列島到南中國海這條決定日本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線路無任何實際控制力。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尋求南向，尤其是軍事南向擴張的沖動。日本前幾年提出的“周邊事態”的范圍主要指向中國台灣和東南亞一帶，這大體上也就是19世紀日本明治至20世紀30年代日本對朝對華侵略戰爭前后的地域范圍。而“周邊事態”所涉范圍推展的邏輯結果，必然是日本20世紀40年代的“大東亞共榮圈”。其間，中國台灣位處核心地帶，而釣魚島則被日本視為控制台灣的前沿基地。

　　一國要成為政治大國，是有條件的。什麼是大國？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二戰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的日本不僅對其戰爭罪行百般抵賴，而且不顧亞洲國家的強烈反對，執意參拜“靖國神社”，這說明日本有力量而無仁義，無仁，則不能成為大國。其次，大國不僅要有相應的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與其國力相應的並被國際法確認或世界主要國家默認的地緣政治空間。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財富而是國際社會，尤其是亞洲國家對日本的接受，至少也應是某種程度的默認。在20世紀的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侵略東亞大多數國家，並在朝鮮、中國東北、華北、華東地區及東南亞諸國扶持傀儡政權。圍繞日本本土，日本幾乎將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納入其外圍安全空間。但這些地緣政治“成果”，在戰后由美、蘇、中三國力量構成的雅爾塔遠東格局中已蕩然無存——日本將在甲午戰爭后佔據的台灣島的主權歸還中國，朝鮮獨立，日本南方沖繩島和北方四島，分別為美國和蘇聯佔領。這一系列地緣政治變動及確認這種變動的相關文件，形成保障亞太地區戰后50多年和平的遠東雅爾塔法權體系。這個體系通過美、蘇、中三大國從北向南即從日本北方四島、南方沖繩島和中國台灣島的層層鉗制，斷絕了日本重新武裝的可能。

　　與20世紀初的情形相似，21世紀初，日本再次面臨強大的生產力與狹小的地緣政治空間的重大矛盾。新世紀的日本再次面臨兩難選擇：如果不願做亞洲的“瑞士”，那就必須做亞洲的“不列顛”。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種選擇的可能，而對后一種選擇卻有躍躍欲試的沖動。

　　蘇聯解體后，面對中國的迅速崛起，美國開始推行遏制中國的政策。現在，日本北向開始沖擊“北方四島”俄國的佔領權，南向開始否認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地位，深化與“台獨”分子的高層聯系，介入台灣地區事務。

　　蘇聯解體及隨之而來的歐洲雅爾塔格局解體后，美國外交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脫離美蘇爭霸時期那種以冷戰為主兼顧雅爾塔制度的政策，轉而採取——開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當地——通過擺脫雅爾塔制度，尤其是其中監督日本的法律責任，並通過綏靖日本而強化遏制中國（和俄國）的冷戰政策。這種政策已具有張伯倫式的外交賭博特征：張伯倫以犧牲凡爾賽制度為代價，不斷綏靖德國向蘇聯發難，其結果是燃起的歐洲戰火不僅燒毀德國也結束了大英帝國。美國為了遏制中國，正在快速打開遠東“潘多拉盒子”，這燃起日本顛覆遠東雅爾塔格局的希望，並企圖由此恢復它在雅爾塔協定下所喪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緣政治利益。實際上，從1999年“周邊事態法案”到2005年接近完成修改和平憲法，日本已大體做好顛覆遠東雅爾塔格局的國內法律准備。下一步則是向雅爾塔制度對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戰。而“周邊事態法案”，否認遠東法庭對日本戰爭罪犯的審判合法性及日本“入常”努力等，均是這種挑戰的具體表現。

　　目前，日本在公開場合尚不承認其“軍事大國”目標。2005年5月6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對俄羅斯媒體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一貫堅定奉行的信念是：“隻做經濟大國，不做軍事大國﹔隻用和平手段解決任何問題，而不借助武力。”雅爾塔制度中對日本的條款就是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為軍事大國而設定的。因此，對日本而言，“不做軍事大國”，就應當遵守其在雅爾塔和平條約中的承諾。但上述大量事實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始，日本背離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亞洲人民所做的“非戰”承諾已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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