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政府今年上半年71次被推上被告席

　　今年以來，安徽省政府發現自己得適應一個新局面：隔三岔五上法庭當被告。

　　據最新統計，今年上半年，安徽省政府71次被推上被告席。看起來這數字並不多，卻已經“拔了個新高”，比去年同期多了30多次。省政府法制辦行政復議應訴處一名副調研員估計，下半年這個數字還將攀升——沒准還得當100次被告。

　　看起來，時代是真的不同了。

　　大家都清楚，這是今年5月1日起實施的新版《行政訴訟法》的“功勞”。新版行政訴訟法，針對長期以來“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老大難問題，新增了一系列條款。明顯升高的訴訟數量，也許是對這些條款的最好回應。

　　在安徽公布“71次被告”這一數據后，一些人看到省政府“頻頻上法庭”，便開始憂思重重地擔心起來：“政府半年被告的頻率太高，會不會有負面效應”？

　　可事實上，行政訴訟數量增多，絕對值得人們為之叫好。一個對比是，比起信訪案件，民眾與政府上法庭解決問題的案例簡直少得可憐。以2013年為例，我國各級法院共審結一審行政訴訟案件12.1萬件，比起之前兩年一再下跌﹔與此同時，每年因行政糾紛引發的信訪案件則居於400萬至600萬件的高位。

　　早在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就有政協委員對行政訴訟案的減少表示擔擾：“是政府的工作更讓人民滿意了？還是民告官的勝訴率太低所以老百姓都不打官司了？”

　　那一年秋天，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林莉紅出版過一份關於《行政訴訟法》實施狀況的調查報告。調查中，面對“您對行政案件作出裁判時，會不會考慮下列因素”這樣的問題，一半以上的法官選擇了要把“可能會得罪當地行政機關”納入考慮范圍，更有超過90%的人表示會考慮“本院領導的意見”、“上級法院的意見”以及“黨的政策”。

　　說到底，這一邊倒的數據，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否則民眾也不會一股腦兒地選擇“上訪”，希望倚借行政力量，來為自己爭取利益。而恰恰是讓政府站上法庭的行政訴訟，才是在現有訴訟機制下，普通公民在“可預期的程序裡促使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一個最和平的手段”。

　　因此應該慶幸，當新版《行政訴訟法》實施后，安徽的行政訴訟案件明顯增多﹔廣東省雷州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市長吳國雄真正站上了被告席。也許可以說，這每一份微小的認真，都有助於幫助社會建立對“法律”的信仰，都是朝著“依法治國”方向的一種努力。

　　不過，在叫好的同時，一些細節卻略顯扎眼。在安徽今年新增的這71個案件中，已有20個案件審結，大部分案件都以原告的敗訴告終，僅有一件確認省政府違法：他們曾發過一紙文件，要求該省花炮企業全部關門，不論企業規模，一律賠償80萬元人民幣。

　　也就是說，案件中超過六成涉及土地征收的案件，全部以民眾的敗訴告終。而在其他法治國家，盡管民告官的勝訴率是出了名的低，一般也能維持在20%左右。

　　那唯一的勝訴也不容樂觀。7月9日，原定的二審開庭日，法庭收到了不少原告的撤訴申請。不隻一個企業主告訴媒體記者，撤訴申請是被企業所在地政府“脅迫”著簽下的。總之，庭是開不了了，法官還得去調查這些撤訴申請是否出自原告本人的意願。

　　像這樣折騰出來的低至5%的原告勝訴率，不禁讓人擔心。新版行政訴訟法的實施，能否真正打通行政訴訟渠道，讓公眾維權有路可循？還是虎頭蛇尾，輕易就放棄了走向法治的可能？

　　因此，我真是很好奇，面對撤訴的花炮企業主，法庭會得出如何的結論呢？

　　要知道，比起大眾心中對“法治”二字的打量，我們也許可以說，對這個社會而言，政府是否能保持法庭上的常勝不敗，一點也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