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29年的悲慘處境：感嘆“人生易老”【2】

　　周恩來與“三巨頭”握手言和

　　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等的信件，通過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斗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劉安恭於1929年10月紅四軍進攻梅縣途中犧牲）

　　8月21日，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作用”，指出紅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並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於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派別斗爭”是錯誤的。周恩來的這封信支持了毛澤東的觀點，對於化解“朱、毛、陳”之間的隔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陳毅代表紅四軍前委來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確定，以周恩來8月21日代表中央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來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徹底解決與和解紅四軍“三巨頭”的爭論，指明了原則，提供了依據。

　　陳毅帶回來信后及時貫徹落實，192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他休養處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便隨前來接他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

　　半年后，當中央特派員涂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涂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裡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毛、朱、陳“三巨頭”的和好，使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劃上圓滿句號。毛澤東的“萬裡霜”心境，也發生了轉變。於是寫下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