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呼案”律師：將重審作為司法公開的標杆

王振宇律師在接手呼格吉勒圖案7年后終於看到了本案卷宗

王振宇律師說“呼案卷宗”具體內容尚不能對外公布

　　“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日宣布，經過對呼格吉勒圖案的申訴審查，認為本案原審定罪量刑的証據不確實、不充分，符合重新審判條件，決定再審。但由於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已經死亡，本案將依法採取書面審理方式，不開庭審理。

　　目前該案重審程序正在進行中。呼格吉勒圖方代理人之一、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王振宇律師剛剛完成卷宗查閱，正在形成書面辯護意見。昨日，王律師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透露，前天他已向內蒙古高院寄出了“力主將此案改作開庭審理”的建議和申請，目的是為讓呼格吉勒圖案的重審能成為司法公開的一個經典樣本。”

　　當時就知道這案子沒個頭兒

　　王振宇在2007年就介入了這起“懸案”，為呼格吉勒圖的父母代理申訴案件的重審。2005年犯罪嫌疑人趙志紅落網，供述了自己是呼格吉勒圖“4·9奸殺案”的真凶，隨后呼格吉勒圖的父母開始了長達9年的上訪申訴。王振宇回憶說，內蒙古高院的人對夫婦兩人也很同情。但出於種種原因，案件重審還是遲遲沒有啟動。

　　記者：您在什麼情況下接手了這起案件的代理工作？

　　王振宇：2007年的時候，有採訪過此事的記者朋友把我介紹給了當事人，說當地的律師“可能會受到干擾”。

　　記者：在代理申訴的過程中，您和內蒙古政法系統有何接觸？

　　王振宇：我當時到了當地，先見了首先爆料的新華社記者，見了疑似真凶的趙志紅寫下的“償命申請書”，確定了有這個冤案。但之后我聯系法院要看案子的卷宗，卻被告知“沒有”，所以我就沒有閱到過案卷﹔找當地的代理律師，也說沒有。當時內蒙古高院的人還是在躲著這個事，沒有人敢負這個責任。

　　當時我就判斷這個事，一時半會兒沒個頭兒。倒也沒有碰到誰來主動干擾，但他們不理你也就是干擾了。因為你摸不著邊嘛。

　　記者：呼格吉勒圖父母請的第一任律師曾表示，走正常程序“太難了”。

　　王振宇：我也是同樣的判斷。當時去了一看這情況就覺得，沒用。知道隻有把這個事情變為社會熱點，才有可能去啟動它重審。這麼多冤案，為什麼要對這個再審？必須得引起關注，通過各種資源的支持形成民意。我們的司法是重視社會效應的。

　　記者：難點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振宇：第一，我國是兩審終審制，而重審，本身是一種審判監督程序，啟動它是很特殊的，本身就很難﹔第二，你想推翻一個已經生效的、把人執行了死刑的判決，難度可想而知，一方面律師又不是偵查機關，掌握資料佔有資料的能力就不足，另一方面當地的政法系統即便不是有意識地施加阻力，至少也是不情願的，要人家自己糾正自己，人家是沒有積極性的﹔第三，我們的司法是不斷進步的，所有按照現在的標准看來，過去的案件審理存在一些瑕疵，現在如果開了這個先河，今后的量就會很大﹔第四，重審對一些人的利益也會產生影響。

　　何不讓案件更公開透明呢？

　　上周末，王振宇剛剛從呼和浩特帶著內蒙古高院提供的案卷回京，這是他代理該案7年來第一次查閱到卷宗。在按照“書面審理”的程序提交辯護方的辯護意見之前，王振宇首先給內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申請，他認為隻有對重審作開庭審理，才能行使當事人的權利，才能實現司法公開。

　　記者：目前案件重審所採用的書面審理，是怎樣的？

　　王振宇：這就是一個“關起門來”審理的過程。內蒙古高院會組成一個合議庭，他們把案卷拿來研究、來討論決定怎麼判，那就沒你什麼事了。他們可能會讓辯護律師提交意見，但只是拿來參考，雙方之間沒有交流。再比如，合議庭會進一步找什麼証人，而這些程序作為律師就完全不知情了。

　　所以我昨天剛剛向內蒙古高院提交了一份建議，希望還是能開庭審理。做好事為什麼不公開做呢？

　　記者：對該案的重審進行開庭，有什麼好處？

　　王振宇：有很多。比如，在法庭上，辯護人有機會針對各種情況進行發言，申訴人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受害人的代理人也可以表達。這樣案件的各方意見能得到充分表達，對司法公開，對當事人權利的行使、律師辯護權的行使都是充分保障。閉門書面審理沒有一個詳細的模式，而開庭的話就會有很多規定，會通知公訴方、代理律師和証人到場，會有發言的順序。

　　內蒙古那邊，很多人在接受採訪中說了很多關於案情的東西，但這些內容如果不作為証詞進入到司法裁量中，那它們就是無效的。所以我現在要申請他們出庭做証人，這隻有開庭才能做到。很多証人都需要出庭，比如當時趙志紅的辦案民警、當年辦案的檢察官、筆錄中的訊問人員。

　　大家都覺得重審很快就會出結果了，會翻案了。但是你要知道，翻案也有兩種翻案——一種叫“疑罪從無”，根據材料來審，不能証明他犯了罪，就把原判推翻了﹔還有一種是，通過明確查清了事實來推翻。這在法律上是兩回事。如果只是書面審的話，做到后一種查清事實的可能性就比較小。

　　記者：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后，這起案件的重審更加引人關注了。

　　王振宇：在這個背景下，一方面大張旗鼓地復查，一方面又關起門來“書面審理”，本身就有點矛盾。你立案公開了，回頭結果也公開了，但就是審理的關鍵過程不公開？

　　既然這個案件的標本意義已經不言而喻了，何不讓它更公開更透明呢？司法公開，就該拿這個案件當個標杆。所以我給內蒙古高院的建議書中寫道：拿出你們的信心和勇氣，也給人們以信心。

　　希望結果不是“疑罪從無”

　　目前王振宇對呼格吉勒圖案的翻案持樂觀態度，他透露說家屬目前只是希望查明真相，還呼格吉勒圖一個清白，對申請國家賠償還在考慮中。

　　另外，對當時的辦案人員，呼格吉勒圖的家屬也有很大的抱怨。王振宇也希望，這起案件能夠對我國的司法改革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記者：怎樣才能做到“查清事實”，而不僅是“疑罪從無”？

　　王振宇：我昨天發給內蒙古高院的另一個建議，就是要調取關於趙志紅案和呼格吉勒圖案的所有証據——尤其是趙志紅案。

　　記者：內蒙古高院方面曾表示調查取証很困難。

　　王振宇：如果說調取呼格吉勒圖案的証據，確實難。但是可以調趙志紅案件的証據啊。把它們收集過來，納入到這個案件的審查，把他的案件的相關細節跟呼格吉勒圖案相印証、兩廂確認，証明不是呼格吉勒圖干的，就這麼簡單。一個人不能被殺兩次，如果能証明是趙志紅殺的，就能把呼格吉勒圖給排除了。這就從“疑罪從無”提升到了查清真相。

　　記者：在8年前對趙志紅案件進行審判時，公訴意見中單單少了“4·9奸殺案”。

　　王振宇：對，但這個案件的卷宗全都有，當時公安肯定對他的案子偵查了，即便是當時審理中斷了，要補充偵查，那些証據也應該有。就在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

　　現在就我拿到的8本案卷，裡面除了新近的的再審立案決定、判決書這些淺層次的材料，其余的都是原先的偵查和判決材料，很多互相重復的內容，但就是沒有趙志紅的，也沒有形成新証據。所以我現在還是比較急切地申請調取証據。我作為律師也可以去收集証據，但那還要法院來質証，而法院自己調取來証據的話，確認性就更強一些。

　　目前只是審呼格吉勒圖這個案子，卷宗還是少，証據種類很單一，很難查清不是他做的——也許最后不能確定是他做的，“疑罪從無”，但我們是希望確定不是他做的。

　　記者：也就是說最終翻案希望很大，只是定性不一樣的問題了？

　　王振宇：我對最終實現翻案還是樂觀的。這是從社會潮流上來判斷的，在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有了今天這個局面。

　　我們國家承認了司法是在不斷進步的，承認了這個歷史和現狀，那現在案件重審的啟動方面，門檻是不是應該更低些？事情剛剛出來時，有媒體說呼格吉勒圖案是“內蒙古版的聶樹斌案”。現在內蒙古版的都有希望了，原版倒還沒有動靜。

　　記者：這起案件對司法改革有何啟示？

　　王振宇：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以往我們實行錯案追究的制度，追求破案率和判決率作為考核指標，這都會讓問題發生。尤其是錯案責任追究制，它的本意是對辦案過程進行監督，但實際上卻讓錯案的翻案變得更難。與其強調這個，不如把司法建設得更縝密，將發生錯案的幾率降到最小。文/本報記者 薛雷

(來源: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