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式講話再造官方話語體系
善用短、實、新文風抒發情懷

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0日在APEC歡迎晚宴上的致辭，有一段讓人印象深刻。
　　習提起這幾天北京的環境，用說家常的方式講，“這幾天我每天早晨起來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氣質量如何，希望霧霾小一些，以便讓各位遠方的客人到北京時感覺舒適一點。”
　　“好在是人努力天幫忙啊，這幾天北京空氣質量總體好多了，不過我也擔心我這個話說早了，但願明天的天氣也還好。”習近平略帶幽默地說。
　　習甚至還主動提及了“APEC藍”。主人家招待客人，並沒有避諱問題。
　　“也有人說，現在北京的藍天是APEC藍，美好而短暫，過了這一陣就沒了，我希望並相信通過不懈的努力，APEC藍能夠保持下去。”習近平說，“我們正在全力進行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國都能夠藍天常在，青山常在，綠水常在，讓孩子們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之中，這也是中國夢中很重要的內容。”
　　澎湃新聞從電視直播畫面注意到，習在說這些話的時候神色凝重。
　　而作為歡迎宴會會場的“水立方”，內部也用畫著青山綠水的背景環繞，似為另一種形式的宣誓。
　　之所以選擇“水立方”為會場，習作了解釋：“水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2000多年前，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意思就是說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樣涓涓細流，澤被萬物。”
　　這段介紹精簡、通俗，但傳遞的意思並不少。“上善若水”，既是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治國理政智慧，又表明了中國發展採取“利萬物而不爭”的態度。
　　這次宴會的致辭，習延續了一貫的短、實、新的語言風格。

   習講話再造官方話語體系
　　2013年12月9日，《學習時報》刊發署名“文秀”的文章：《習近平講話的語言風格及特點》。
　　文章概括了十八大后，習近平在不同場合發表的“講話，包括大量的批示、演講、訪談和信件等”的8大特點。分別是：善於用講故事、舉事例、擺事實的方式同頻共振、凝聚共識﹔善於用大白話、大實話和群眾語言深入淺出、解惑釋疑﹔善於用聊天式、談心式的語氣娓娓道來、觸及心靈﹔善於用極其凝煉、高度概括的話語提綱挈領、大開大合﹔善於用問題開刀，拿現象作靶開誠布公、振聾發聵﹔善於用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元素廣征博引、縱橫捭闔﹔善於用詩一般的語言抒發大情懷、展現真性情﹔善於用可親可敬、平易和藹又從容淡定、沉穩大氣的肢體語言和語態眉宇傳神、靈動善融。
　　文章評論道，“這種語言風格和特點，充滿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對糾正領導干部講話中的假、空、長等不良風氣，有很重要的意義。”
　　2014年1月20日，《學習時報》再發題為《糾正干部講話“假大空長”陋習——習近平話語風格的實踐意義》的文章，署名也是“文秀”。
　　文章自帶的編者按寫道，2013年12月9日，作者在本報刊發了《習近平講話的語言風格及特點》一文，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熱烈反響。為了更好地引導領導干部切實轉變話風，作者又撰寫了本文，以期有效糾正干部講話“假大空長”陋習。
　　文章開篇寫道，“探究和總結習總書記講話的語言風格及特點並非最終目的，最終目的在於引導廣大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以此為方向、為標杆、為鏡子，對照檢查、習之用之，切實轉變話風，認真糾正講話中的‘假大空長’陋習，構建起與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相適應、相符合的話語體系。”
　　《學習時報》由中共中央黨校主辦，以黨政干部和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是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全黨唯一專門講學習的報紙。
　　2008至2012年，習近平任中央黨校校長期間，多次對黨政干部提出改進文風的要求。
　　他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后，中央通過的八項規定中，就有切實改進會風文風的具體要求。
　　署名“文秀”的這兩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向各級領導干部發出“再造官方話語體系”號召的使命。

    “修改政治必得從改善語言開始”
　　中央和習近平為何如此重視改造官方話語體系，有一篇13年前的文章可以作為參考。
　　2001年2月，時任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的李書磊曾發表過一篇長達9000字的論文——《再造語言》，系統闡述了自己對於“黨八股”——這個世紀頑疾的研究。
　　李書磊寫道，黨八股雖然是一種頑症，幾十年間未曾斷絕，但細細考察起來，這其中還是有些變化與分別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段內，黨內高層比基層的黨八股要少一些，體制中心比邊緣的黨八股要少一些。
　　他繼續寫道，毛澤東作為最高領導人最少黨八股，這是公認的事實，毋庸多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袖與高級干部的講話、文章也多有為人稱道者。
　　“或許，正因為毛澤東是一個過人的政治家他才會那樣迫切地關注文風與語言。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不僅是政治工具，還是政治本身。”李書磊如此分析。
　　“對於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一個民族來說，語言特別能體現他的質量、品格、氣象與氣數。”李書磊寫道，“你一張口就暴露了你是誰，想瞞都瞞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從改善語言開始。”
　　在文章中，李書磊還對學院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近況做出了自己的觀察。
　　根據李書磊的觀察，作為社會文化的學院文化與大眾文化已經擺脫了黨八股的程式與語言，呈現出相當活躍、相當豐富的狀態，並且相互之間在全國乃至國際的層面上保持著無障礙的溝通、交流與論爭，從而更增加了它們的活力。
　　“當然，無論是學術論文還是文化工業也都形成了一些新的八股腔，但它們同千人一面的黨八股不再是一種東西，且學術界與文化界也在很迅速地生長著對這些新八股的批判、校正與免疫能力。”李書磊寫道，“應該說社會文化這種比較活躍的狀態是一件大好事，它是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前提與基礎，也是提高中國文化競爭力、抵御‘文化帝國主義’的必由之路。同時它也是主流話語在思想解放運動中千呼萬喚的結果，它表現了當代中國的政治開明與社會進步，我們隻能希望、推動它更加活躍而不可作他想。”
　　不過，李書磊也表達出了自己對於主流話語的遺憾：在這種活躍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映襯下，主流話語常常顯出較為明顯的黨八股色彩，常常表現出一種自我封閉、自說自話的傾向，未能與紛至沓來、激蕩不已的新思潮、新詞匯形成充分的交流與碰撞，並在這種交流與碰撞中豐富、壯大自己。
　　李書磊舉例，各級官員的公開言論常常是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官樣文章，大報大刊的文字也常常蒼白貧乏、欠缺文氣與文採，常常是空洞的漂亮話而不是真正的漂亮文章。想起來真是冤枉得很，主流話語引領出來的這種良好的文化氛圍卻未充分地惠及主流話語自身。
　　其時，還是中央黨校一名“教書匠”的李書磊感嘆，新鮮、深刻、真實的話語代表了執政黨的正心誠意，代表了執政黨理解世界、領導國家的能力，也是它團結社會、動員人民的力量源泉。
　　“如果一個執政黨因黨八股之困而減弱了其文化影響力並進而危及到自身與民族生存，那就應是它奮起從思想上與體制上反對黨八股的時候了。”李書磊說。
　　公開簡歷顯示，李書磊出生於1964年，河南省原陽縣人，1978年剛剛恢復高考就考入北大圖書館學系，當時班上很多同學年紀比他大一倍，有“北大神童”之稱。
　　1989年12月，李書磊在北大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后就進入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工作，歷任文史教研部副主任、主任，培訓部主任，校務委員、培訓部主任，校務委員、教務部主任。2008年起，李書磊開始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其時，習近平正是中央黨校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