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淪陷后中共尋機奪回的六次努力

　　井岡山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從1930年4月以后，這裡成了白區。在近20年的時間裡，中國共產黨從未放棄過這塊土地，一直在尋找機會奪回井岡山，或打進井岡山。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努力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

　　袁文才、王佐被害后的井岡山淪為白區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永新縣城，井岡山農民武裝首領袁文才、王佐被“左”傾領導者錯殺，其帶到永新的部隊被改編。這件事迅速傳遍了湘贛邊界，在敵我雙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一方面，是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岡山的客籍黨員、干部與群眾，都感到巨大的憤慨和不服。許多人認為這是土籍領導們做下的壞事，公報私怨，為了打擊客籍人。於是，他們提出要向上級黨組織提出控告，由上級來評判是非，作出處理。

　　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以謝角銘、謝益謀、陳次謀、曾李生牽頭，聯名客籍黨員干部劉克猶、朱開卷等16人，寫信給彭德懷並轉贛西南特委和軍委、各路行委各黨部，希望上級能主持公道，為袁、王等人的妄殺作出嚴正處理。認為特委“設此圈套”，將“袁、王等包圍處死”，“殊令人犀疑滿腹，切齒痛心”，是“不正確之執行”。信中懇切地表示“舍共產而無他從”，“若得奉命，自當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級之明了我們苦衷也”。

　　在當時用信的方式，向上級反映湘贛邊界特委誅戮袁、王的嚴重錯誤，完全是符合黨內組織原則的，也說明了這些人對彭德懷的信任。但最后結果與他們的期待大相徑庭，信有沒有送達都不得而知。事實情況是，包括彭德懷在內的上級黨組織，並沒有派人向他們作出解釋或進行安撫。相反，在當時的宣傳上，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仍堅持說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敵人，理應被殺。這樣一來，袁、王舊部覺得咽不下這口冤氣，從內心無法理解和接受這一現實，憤怒之情可想而知。許多普通的客籍民眾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對共產黨進行重新審視，原來都說共產黨好，可這不禁使他們在心裡產生質疑：共產黨怎麼也自己人殺自己人啊？由此對共產黨的信任也產生嚴重動搖。

　　另一方面，國民黨則大做文章。湘贛邊界各縣的反動政府和豪紳階級，則看准了這一機會，利用各種途徑造謠生事，大肆離間袁、王舊部和客籍民眾與共產黨、紅軍的關系。茶陵、寧岡的土豪劣紳派人在很多圩鎮貼出了“反對共產黨過河拆橋”“反對共產黨恩將仇報”之類的口號。寧岡、遂川兩縣的國民黨政府派人來井岡山，給農民免費送來了糧食、食鹽等物資，其中還有耕牛，尤其對袁、王舊部排長以上的家庭給予更為優厚的“撫慰”。

　　一邊是共產黨上級組織的不理會，一邊是國民黨政府不惜財力的撫慰，人心自然發生了轉向。3月中旬，袁文才舊部以謝角銘為首，將一直關押的羅克紹放回湖南茶陵。謝角銘他們等了幾天，見西路行委仍然無人來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謝角銘聯絡王佐部下王雲隆，聯名給湘贛兩省政府“電告反赤”。兩省政府分別於第三天派出“撫慰大員”來到寧岡龍市，策劃袁王舊部的“反共大業”。4月上旬，寧（岡）遂（川）邊防保衛團在茅坪成立，謝角銘為團總，王雲隆為團副。保衛團以袁、王舊部為主，又招收了200余名團丁，加上國民黨吉安駐軍撥來的一批槍彈，使保衛團擴充到700多人槍，實力與以前的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相差無幾。保衛團分別盤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區，在客籍民眾中實行反革命的軍事化控制，掌控了紅軍苦心經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正由於保衛團基本上控制了井岡山區域的客籍民眾，控制群眾通風報信，與紅軍為敵，導致了紅軍尋機奪回井岡山的幾次努力都先后失利。

　　【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