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百億村官"外逃 背靠副市長掌控冼村33年【3】

　　整人 84個維權村民被抓，有的“罪名”是嫖娼

　　盧穗耕個人素質也是其長期掌權的一大因素。“心理素質超強，城府極深，為人低調，接人待物上有親和力，在背后整人又有手段”。

　　冼耀均告訴記者，在維權期間，一些村民偶爾遇到了盧穗耕，當面大罵時，盧穗耕“面不改色，滿面春風”，一轉身，村民就被抓。巔峰時一共抓了84人，這成了盧潰敗的一大因由。

　　盧穗耕的潰敗，有著某種偶然性。

　　2009年，盧穗耕編纂的《冼村村志》向村民發售。細心的村民，發現了冼村的財富秘密，在遭遇整體拆遷壓力后，開始維權。

　　《村志》中一篇《冼村撤村改制成立企業集團的報告》中提到，“聯社擁有固定資產3.8億元，擁有可建樓房的土地330畝，可建廠房的土地130畝”，而這兩者一加，一共有460畝，都是冼村的土地財富，但是，村民此前毫不知情。

　　按照當地一平米動輒10多萬、20多萬的價格，這是一筆驚人的土地財富。在盧穗耕外逃后，村民由此稱呼其為“百億村官”。

　　巨大的財富去向不明，“如夢方醒”的村民開始追問，參與維權的村民越來越多。當初50元一本賣給村民的《村志》，盧穗耕開始回收，價格一度高達一萬元一本。

　　恰逢2010年冼村整體拆遷，冼村維權風起雲涌。當年，陸續有84個村民被抓，如冼耀均在家中被帶走，“罪名”是嫖娼，被收容教育將近一整年。

　　44歲的何冠華被抓走時，上百警察堵住了各個巷口，最后破了三道門，用洗澡的毛巾裹著，警察將其抬了出來。何冠華稱，后來到法院時，自己被戴了黑頭套，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獲刑15個月。判決下來時，何已經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來不及上訴，就被放出來了。

　　這些村民被抓，是盧穗耕權力的巔峰，但也帶來了覆滅。84個村民隨同其背后的家族，一共有300多戶成了“釘子戶”，拆遷陷入僵局，靠權力常年掌控冼村的強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走向了末路。2013年3月被免職，5月盧就悄無聲息地外逃了。

　　而當年盧穗耕強勢拆遷時，村庄被圍牆圍了起來，同意拆遷的房子已經或者被拆或者門窗卸去，冼村成了一片廢墟。

　　洗牌 盧穗耕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結構仍沒有變化

　　現在4年過去，同意拆遷的村民有家無法回，隻能到黃村等地租房居住，也是怨聲載道。打破拆遷僵局，讓村民重建家園，成了冼村的難題。

　　通過維權，村民向國土部門、城建規劃、檔案館申請信息公開，逐步了解了冼村部分土地信息，看到了“不平等”的合同：有一份合同中，冼村出地，合作開發的物業，冼村享有的利益隻佔到三成。“蓋樓都是地值錢嘛！”這被村民認為利益被盧及其同盟者侵吞了。

　　這些合同，被村民認為是非法的合同，要重新簽訂合同，收回冼村的利益。村民的根據是廣東省的文件。

　　按照《廣東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規定》中的第九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成員大會。凡涉及成員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必須提交成員大會討論決定。

　　“盧穗耕談的這些合同，都沒有經過全體村民同意，所以是非法的。”冼村部分村民認為。

　　拆遷要繼續，利益要收回，要化解這些矛盾，冼村自治成了新的選擇。但現在的難題是，在《村民組織法》實施3年后，主政天河區的曹鑒燎，通過一些手段，把類似冼村這樣的城中村的權力結構進行了變更，自治現在也是困難重重。

　　2001年，天河區出台《農村股份合作經濟組織基本規定》，第七條“股東代表大會是股份合作經濟組織的最高權力機構”。這與廣東省出台的文件中的第九條相悖。

　　正是根據天河區的文件，在盧穗耕時代，冼村隻有56個股東代表，其中隻有大約10人與盧沒有親友關系，掌控這56人，就可以做出重大決定。

　　到盧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結構仍然沒有變化，只是股東代表增加到了88人，但由88個人決定全村事務，已經脫離了村民自治的軌道。

　　現在，冼村的村民繼續上訪，希望按照《公司法》規定直選冼村村公司董事會。而盧穗耕外逃后，88個股東代表選出的董事會，村民們也要求撤銷，因為不是直選出來的。

　　村民信訪的結果，是層層被否決，現在到了廣州市，信訪結果還沒下來，“如果繼續被駁回，我們就要到法院起訴。”冼耀均告訴記者。

　　冼村政治治理結構上的矛盾，使得村民無從信任現有的村官，合作也就無從談起，拆遷僵局也無法打破。

　　每當夜幕降臨，城市的霓虹開始閃爍時，千瘡百孔的冼村，則恍若一片黑洞。留守的村民在廢墟裡穿梭，同意拆遷的則有家難歸，哪天是個頭，誰也說不清。

(來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