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批做減法 監管做加法

    張智超是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市場安全監管局的一名執法人員。2月19日，他和往常一樣，對位於容桂鎮的天佑城購物飲食娛樂廣場進行日常檢查。與以往不同的是，張智超手持一台平板電腦，在上面輸入企業營業執照注冊號，系統立刻自動生成了一張“套餐式”監管檢查表，實現實時移動監管。

　　“這是廣東首個集合多部門業務的綜合監管平台，涵蓋了全區所有登記在冊的12萬多戶市場主體信息。”他一邊查看一邊跟記者解釋，以前檢查一個企業需要2個小時，一天隻能巡查四五家﹔現在當場即可錄入檢查結果，並通過3G網絡實時傳送，相比過去先將檢查結果記錄在紙上，再回局裡錄入到電腦中，監管效率提高1倍以上。

　　當前，以降低門檻、簡化審批為核心的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已在各地如火如荼展開，在廣東的順德、珠海、東莞、深圳等試點地區，改革均激發了極大的創業熱情，市場主體數量大漲。但當改革進入深水區，更加難啃的“骨頭”擺到了面前：“寬進”之后，該如何“嚴管”？

　　順德在“嚴管”上率先破題，2月19日發布《順德區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后續監管工作方案》。在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恆看來，該方案確立了“誰審批、誰監管”與行業監管有機結合的原則，構建起政府負責、部門協作、行業規范、公眾參與和司法保障相結合的市場監管體系。張智超所使用的“信息化綜合監管平台”就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寬進”改革，必以完善的后續監管體系作保障

　　作為廣東省商事登記制度改革的試點之一，順德於2012年4月正式啟動改革，基本確立了商事主體登記與經營項目審批“兩分離”，實現了從“先証后照”到“先照后証”的轉變。

　　改革極大地釋放了發展活力。商事登記制度改革以后，順德新登記公司數量月均增長約35.6%。

　　但是，商事主體數量的快速增長造成監管難度加大。與12萬多戶市場主體、5萬多家企業的監管對象相比，順德監管系統從事一線監管的執法人員隻有約250人，人均監管200家企業，外加280家個體工商戶，難度可想而知。

　　順德區副區長、市場安全監管局局長趙萬雄說：“任何向社會放權、向市場放權的‘寬進’改革，如果沒有完善的后續監管體系作為保障，最終都將以失敗告終，市場違法行為將層出不窮，轉變政府職能無從談起。”

　　提升市場監管信息化水平，建立分類監管機制

　　“在審批上‘做減法’，但是在監管上‘做加法’。”順德區行政服務中心副主任、審改辦主任閔樂萍說。

　　《后續監管方案》提出，加大對企業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提高無証經營行為的違法成本，形成對違法行為的威懾機制。同時，在讓違法者承擔民事責任實現主體自律的基礎上，強化刑事懲治，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工作制度，充分發揮刑事司法對犯罪行為的懲治、威懾作用。

　　此外，順德致力於通過創新監管模式，使“嚴管”發生“化學反應”。順德區委常委、區委區政府秘書長周馭洪表示，在厘清各部門監管職責，強化“誰審批，誰監管”原則基礎上，引入信息化這劑“催化劑”，推動協同監管。

　　《后續監管方案》提出，提升市場監管的信息化水平。建立全區通用綜合監管系統平台，各部門有關市場主體的登記信息、許可審批信息、日常經營狀況、違法違規記錄、年檢備案、檢查監管資料等，經整合后均納入系統。通過監管信息共享和線索共享，實行“一家發現，抄告相關，協同監管”。建立信息共享的大平台，是監管“做加法”的最有力手段，但並不容易，必須打通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

　　此外，順德建立分類監管機制，將市場主體劃分為不同類別，實施不同強度的監管措施，以便將監管重心放到涉及社會公共安全、群眾反映強烈、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企業和事項上，力爭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最優的監管效能。

　　引入社會監督，構建多元共治監管體系

　　在順德這樣一個經濟發達地區，政府監管力量相對龐大的企業數量，還是顯得捉襟見肘。這時，“引入第三方參與監管很有必要。”順德職業技術學院院長夏偉認為，社會組織作為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緩沖帶，有利於改變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局面。

　　“信用體系建設非常重要，一定要建設一個不良信用的綜合平台，也就是信用不良者的‘黑名單’並向社會公開，整合銀行、法院、稅務、保險、勞動、知識產權、海關等平台上的信用資料。”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周林生表示，目前都是各個部門和單位自己公布，難以對信用不良者形成壓力。

　　這一點，順德的《后續監管方案》也有考慮。“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市場監管，擴大咨詢投訴渠道，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建立行政監管、行業自律和公眾參與相結合的監管體制”是方案確立的基本原則之一。

　　方案提出，建立全區統一的信息公示平台，依法將企業的登記信息、備案信息、年報信息、許可審批和監管信息、違法違規記錄等信用信息向社會公開。同時，暢通行政投訴渠道，建立全區統一的政務咨詢與行政投訴平台，鼓勵和方便市民參與社會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