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武校少年因隨地小便被說“羞羞”連殺兩女童【3】

　　2月10日中午，北青報記者步入廟內，向上可以望見天空，廟頂的屋梁上，坐著何軍母親。廟頂的瓦已快被揭光，隻剩下光禿禿的橫梁。

　　廟早被砸過一輪。第一輪砸的，是女孩家。

　　“要不是廟的高音喇叭，也不會孩子喊救命聽不見。”那一次，喇叭被扯到了地上。

　　這一輪砸，是因為風水。

　　“我的娃娃，以前從沒犯過事，犯過法。”何印表示，“這次，我有80%的理由相信，都怪這個廟。不是廟，沒有這樣的慘案。”

　　何印說：“不怕你笑話，我還是有點迷信的。十年了，反對他們修廟，這地方不能修廟。”他拿出一本署名“香港著名風水師林國雄”的風水書：“上面都寫了的。‘廟前貧、廟后富。’‘正對著，是凶相。’住這兒，精神狀態會受影響。”

　　之前，何印拒絕了一撥又一撥要求採訪的媒體。“電視台要採訪，我說，你們去採訪下修廟宇的，求保平安的，為什麼要在這兒修。”

　　2月10日中午，剛坐完月子的何佳媽媽，再次上何軍家鬧，此前何軍家的窗玻璃已被砸碎。何印夫婦隨后上廟揭瓦。

　　武校

　　“在學校，武的方面重視得比較多一點。放假了，我天天跟他講，要講武德。”

　　“我愛看武俠劇，喜歡功夫，還夢想自己成為武打明星。”何軍在看守所裡說。

　　同班同學也表示，何軍體育成績較好。北青報記者在何軍家看到過被撕毀的獎狀殘片。何印說，這是兒子參加小學體育競賽得的。

　　在案件審訊中，警方問何軍，“在哪裡學會了用暴力解決問題？”何軍的回答是，“可能是在武校期間。”

　　武校第一年，何軍就讀於小龍武校，全托班教練馬超在接受採訪時稱，“何軍在練武方面很用功，待人也比較有禮貌，和同學老師都相處得較好，也不惹事。”何印稱，“2012年，在小龍武校第一年，他學傳統武術，棍術、刀術、拳法，都是第一名，還當了寢室長。”

　　一年前，何軍轉學至何印更心儀的學校——塔溝武校。“網上說，這個學校上春晚，上奧運會開幕式。”

　　“在小龍武校、塔溝武校，他都得過第一名。”在何軍家，捏在何印手裡的“兩年時間，六塊獎牌”，大有蓬蓽生輝之效。

　　北青報記者在獎牌上看到“塔溝武校運動會第二名”、“塔溝武校運動會第一名”、“塔溝武校運動會第三名”、“小龍武校第一名”、“聊城市擂台賽武術散打第二名（2013年1月）”等等字樣。何印說，“今年，何軍是塔溝武校重點培養對象。教練給他定的方向是競技，靠實力的。”

　　事發后，不少網友指出，武校應加強整頓，不能隻顧收錢，不重德育。何印也看網上言論：“有些片面之詞，對他和武校都有點不利。”

　　“網上的說法，早就有了。說什麼培養出來去哪兒哪兒加入什麼黑社會。前幾年都有了。”何印稱，“不能全看不好的一面。”

　　“去武校，本意不是讓他打人。最多不怕事。”何印強調：“武校管得相當嚴。做得不對會吃耳光。”“老師說他是塊好材料，我送對了。”

　　但何印也表示：“文武學校，半天文校，半天武校。在學校，武的方面重視得比較多一點。放假了，我天天跟他講，要講武德。”

　　塔子壩的村民都快忘了，何印家，曾是塔子壩的“書香門第”——何軍爺爺當過私塾先生，教授《三字經》、《弟子規》之類。

　　“沒有繼承啊。”何印慨嘆。“我小的時候，還能念出‘人之初，性本善’。到孩子這一輩，不興學這個，他們就背不出了。”

　　“這些孩子，該怎麼教啊？”何印現在睡覺都在想。

　　“回來才五天。我在外從沒犯過法。該怎麼說教，還是怎樣說教。我們小時候，說得不對，就是一頓打。現在，特別過分了，才整一兩下，其他時候還是說教為主。”

　　曾經，因何軍闖禍，村民去討說法，他父母卻說“哪家孩子不淘氣”。當北青報記者問何印對兒子會否多疼一些，他用一件往事予以了否認：“2010年，他上黑網吧，一天一夜沒回來。我把他打了一頓。他跟我說，不上網了。”

　　“就打過這麼一次？”何印說：“那肯定不止。煩了，不聽話了，我就打。還是很嚴厲的。”只是“嚴厲也沒有把他教育出來”。

　　小時候和何軍一起看動畫片的伙伴，現在最喜歡看的，還是動畫片﹔何軍的最愛，變成了武打片﹔玩游戲，前者最喜歡的，是冒險游戲﹔何軍，則偏愛槍戰游戲，“一有時間，就玩槍戰游戲。”兩人隻在小說上，興趣基本一致，喜歡的是“玄幻、歷史、網游”。

　　空村

　　何印說，何軍媽媽堅持要回家，“她想扯扯門上的草”。

　　“聽說殺了兩個，都抖了。”不止一位村民對北青報記者表示，這事，塔子壩“百年一遇”。

　　陳馨父親說：“如果在城裡，過個馬路，都要跟她說安全問題的。但在村裡，除了年輕的不熟，上點年紀的人，相互之間關系可好了，誰會提防村裡會有人即興犯罪呢？！”

　　今日的鄉村，已非昨日。這一命案，引起了“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的再討論。如果不是返鄉過春節，這三個“非典型留守兒童”壓根兒就不會相遇。

　　何印告訴北青報記者，1998年，何軍生於上海，為此，何印當年支付了9000元超生罰款。后來，奶奶帶著何軍和年長六歲的姐姐，在老家生活。爺爺早已過世，夫妻倆得“出去找錢”。

　　2008年地震前一月，奶奶病逝，姐弟倆經歷了與“最親的人”永別。何印夫婦趕回家奔喪，之后帶姐弟倆去了蘇州。夫妻倆繼續在工地上打工，何軍入讀打工子弟學校。“在那邊念書，消費是這裡的幾倍。”

　　何軍對警方說，因為父母工作，家人經常變換住地，自己也跟著多次轉學。“那幾年一共換了三個學校，新地方都不認識人，在學校不開心。”

　　因感覺“打工子弟學校教學質量一般”，何印兩年前把兒子送去了河南的文武學校。何軍自稱武術是愛好，這才和家人分開。

　　這兩年，何印自稱一年掙的錢，都給了兒子。“一年他花我兩萬。”“父母，都是望子成龍的。”何印對兒子的期許是，“有朝一日能當兵，保家衛國。起名，就和這個相關。”

　　受害者何佳，父母在綿陽城裡打工，知道“留守對孩子教育不好”，便一直把孩子帶在身邊。即便“剛結婚那會兒，很窮。白天上班，晚上做生意，燒烤，擺攤。娃娃幾個月大，睡著了就放身旁的車裡”。

　　這兩年，何佳父親成了“包工頭”，在綿陽城裡買了房子。2013年9月，小佳在城裡開始念小學一年級。“我們想給她最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