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士誕生記：誰是中國的第一位博士？（圖）【7】

　　學位制出爐

　　“78級研究生”入學時，沒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碩士、博士的頭銜，這樣的名詞，對當時中國的大多數人來說甚至是陌生的。

　　馬中騏告訴記者，雖然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博士”這個詞，也知道它代表的榮譽，但“博士”並不在中國的教育評價體系內，他也就從未想過自己能成為博士。“那時我們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獲得什麼學位或者稱號，能夠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當時的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學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學歷，很少有人明確學歷和學位的區別和意義。

　　按照現代教育學概念的區分，研究生屬於學歷，指人們在教育機構中接受科學、文化知識訓練的學習經歷﹔而博士、碩士、學士是學位，標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學術水平達到規定標准的學術稱號。

　　一個是學習的經歷，一個是學術的水平，兩者有著本質區別，但在中國卻被籠統地歸於“研究生”。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已經培養出了於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於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領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勛。周光召后來獲得過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等世界知名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卻始終不是中國的博士。

　　現代學位制度在上世紀30年代進入中國。1935年，當時的國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國的學位體制，頒布了“學位授予法”，但適逢亂世，國家民族危亡之際，這項制度最終沒有得到認真施行，中國也就一直沒有自己培養授予的博士。

　　新中國成立后，教育界、科學界曾經兩次嘗試建立學位制度。

　　一次是1954年，國務院組織了由林楓、范長江、薛暮橋等13人組成的委員會，開始擬定學位制度。1957年，學位制度草案剛剛完成，卻趕上了“反右”運動，學位制度胎死腹中。

　　第二次是196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的聶榮臻元帥，領銜起草學位條例。這次的學位條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趕上了“文革”。在“階級斗爭為綱”的統領下，學位被視作資產階級法權范疇，學位條例再次被擱置。

　　直到1979年，中國再一次開始醞釀建立學位制度，已經入學一年的“78級研究生”，有了成為碩士、博士的機會。

　　吳本廈是《學位條例》的起草人之一，據他回憶，建立學位制的提議由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提出，鄧小平馬上在他的報告上作了批示。剛剛擔任教育部部長的蔣南翔，接受的第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學位條例》。

　　“當時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條，一是一定要搞成學位制度，二是建立學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劍不行，三是搞什麼樣的學位，要結合本國的國情。”吳本廈回憶。

　　這次學位制度的建立的確如鄧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學位條例》從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僅用了11個月時間，但這樣的效率並不意味著過程一帆風順。

　　1979年10月，當時國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給方毅、胡喬木寫信：“關於建立學位制度問題，我認為本來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事情，因為20世紀60年代制定的文件隻要稍作修改就可以報中央，可是這個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個機構之后，將近1年之久（其實隻有7個月），至今還處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之中。”

　　以第二次學位條例草案為基礎制定學位制度在當時頗有支持者，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制定學位制度的方向之爭：套用前蘇聯的學位制度，還是建立一套接軌世界的學位制度。

　　“文革”之前我國草擬的兩版學位制度，都是以前蘇聯學位制度為藍本，而這個藍本頗為“自成體系”，與國際通行的學位制度不大協調。比如，前蘇聯設立了“副博士”這樣另類的學位，而博士學位不是通過研究生教育獲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長年的科研成果去爭取，能得到博士學位時經常要等到五六十歲年紀。

　　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顯然更注重與國際社會的接軌。蔣南翔為此給鄧小平打了報告，解釋了此前學位條例草案的不適用理由：前蘇聯的博士學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窮經”，對我國“快出人才，特別是從青年人中發現和使用優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還特別提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在制定一個各國相互承認學歷、文憑、學位的國際公約。

　　在經過調查走訪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的實際情況，與老專家、老學者進行無數次交流、座談后，學位起草小組向國務院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草案）》，並交由人大常委會審議。

　　1980年2月12日，《學位條例》經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198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當時，作為《學位條例》母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還沒有出台，《學位條例》也成了共和國的第一項教育立法。

　　依照《學位條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也隨之成立，負責《學位條例》的貫徹和實施。直到今天，學位委員會仍然是領導全國學位工作的主要機構，負責《學位條例》的修改和實施，以及授予單位和學科的審批等重要工作。

　　為了實施好《學位條例》，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特地組織了由四五百人組成的龐大的學科評議組，評議首批學位授予單位。評議范圍涉及到了50多個大學科，而評議組成員都是由該學科最有學術造詣的老專家組成。為了保証博士點資質審核的高質量高要求，起初的通過率隻有1/3。不少知名大學甚至被“剃了光頭”，申報的四五個學科竟無一通過。

　　1981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和學科、專業的名單。

　　按照正常的教學進度，1981年，新中國的首批碩士產生了。這本來也是個值得關注的標志性事件，但首批碩士的風光全被首批博士“搶”去了——即便首批博士還沒有產生，但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復旦大學等8個授予博士學位的試點，已經讓人們滿懷期待。

　　“黃金陣容”

　　誰能成為中國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

　　於秀源本來有機會創造這個“第一”。他的導師是著名數學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數論。在他的畢業論文上，著名數學家王元院士做了這樣的批語：“此人論文水平達到博士研究生水平”。

　　可是，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學位。因為成績優秀，於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畢業了，中國的學位制度還在草擬之中。

　　直到學位制度出台，山東大學向教育部請示，希望於秀源能作為首批博士參加學位授予大會。於秀源記得，為了他的博士學位，學校研究生處處長專程帶他到北京。處長告訴他，為了証明他的實力，學校將建議有關部門組織專家檢驗他的水平，還可能組織考試。

　　最后，考試並沒有進行，於秀源也沒有再進行形式上的博士論文答辯，潘承洞和王元兩位中國頂尖數學家的評價足以証明於秀源的學術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畢業三年后，於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學位。

　　這批博士，擁有一個現在看來很“奢侈”的培養陣容，他們的導師幾乎都是院士及各領域內的頂尖學者。如果一一列舉出首批博士學業的授業恩師，那將是一長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級學者名單。后輩博士們對這樣堪稱“黃金陣容”的超豪華團隊，恐怕隻有艷羨的份兒了。

　　馬中騏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學位証書編號為10001，老學部委員、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胡寧是他的導師，錢三強簽發了他的博士學位証書。

　　“文革”十年中，馬中騏在蘭州大學擔任助教。相對於很多同級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馬中騏說自己應該慶幸，他從未離開自己的專業。

　　研究生第一年的課程主要是基礎課，除了英語和數學，他的專業課水平足以給同級研究生上課了。胡寧特批馬中騏不用上專業課，直接開始搞科研。

　　胡寧一直想用實踐証明中國完全有能力培養自己的博士。馬中騏說，他讀研究生時，李政道從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學生去國外學習，胡寧堅決不同意馬中騏去，理由是：“馬中騏是我自己培養的研究生，水平足夠博士的，沒必要到國外再培養一遍。”

　　“博士在科學上應該有所創造，博士論文應該達到世界上比較高的水平，當時我就是按照這個標准來要求學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興的導師、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經說。

　　洪家興現在已經是中科院院士了。從做谷超豪的學生到畢業后留在復旦做了導師的同事，共處的幾十年，洪家興發現導師就是這樣做的：自己開拓了一個方向，交給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開拓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幾何，由於國家需要，轉向與高速飛行器設計有關的數學問題﹔當他在超音速繞流等方面取得開創性進展后，就把這些研究交給了李大潛，自己一頭扎進混合型方程組的研究﹔在已經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這個領域交給洪家興，自己轉向規范場理論。關於他在規范場領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曾經贊嘆過：“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

　　當時的導師們絲毫沒有門戶之見，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導師的心血，而是多名專家在培育。

　　洪家興說，當時除了谷超豪，復旦大學的李大潛、陳恕行等數學家也給自己很多指導。而他的導師谷超豪，也給了馬中騏學術上的指導。馬中騏的博士論文題目，用到了谷超豪創造的一種研究方法，為此，他兩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請教。

　　“超豪華陣容答辯委員會”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經歷。馬中騏的論文答辯委員會由7位物理學界的頂級專家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兩彈元勛”彭桓武，以及胡寧、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

　　和馬中騏一樣，李尚志也沒有真正上過博士研究生的課程。他的博士論文原本是為碩士畢業准備的。他做出了導師曾肯成布置的一個題目，又用這個題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學段學復教授從美國帶回來的一些代數學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

　　“曾老師得知后非常興奮，把我的成果告訴兩個人。一個是丁石蓀，另一個是萬哲先，中科院院士。兩位先生看了之后說，如果這個東西沒有錯的話，那就不應該只是研究生畢業，應該是達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憶說。

　　李尚志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由中國群表示論的奠基人段學復擔任，中科院萬哲先、北京大學丁石蓀、華東師大曹錫華等教授任委員。“在那之后，代數界再也沒有博士的答辯委員會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專家。”

　　為了給李尚志爭取博士論文答辯的機會，曾肯成用盡了關系，“跑破了鞋子”，請丁石蓀參加答辯會時，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訴丁石蓀：“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繩子到丁家門口吊死。”

　　李尚志到了丁石蓀家裡，哪敢這樣說，但丁石蓀還是答應了。李尚志出門時，才將導師的話說給丁石蓀。丁石蓀哈哈大笑。

　　從1982年2月第一個進行博士論文答辯的馬中騏之后，到1983年4月，一萬余名78級研究生中，層層遴選出了18位博士。

　　1983年5月27日，中國以自己的最高禮遇，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自主培養博士頒發証書。

　　當時有國家領導人問博士生導師之一、復旦大學谷超豪教授：我們國家培養的博士，和國際上的水平比起來怎麼樣？

　　谷超豪篤定地回答：可以達到國際水平。

　　十八博士今何在

　　30年過去，中國的第一批博士現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們不少人都接受過多次採訪，回顧這個標志性的歷史事件。很多報道都會說，獲得博士學位，對他們來說是命運的改變。

　　他們的命運確實轉變了，但轉變的契機不是博士學位，而是恢復高考和研究生招生。

　　如果不是恢復了高考，王建磐可能還在縣劇團寫著劇本，而不是后來蜚聲國際的數學家﹔如果不是恢復研究生招生，於秀源可能還是一個校辦工廠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則在大巴山中當著小學教師……

　　改變命運的又何止這18位博士，那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拐點。而博士的光環，成就了這次改變最亮眼的標志和成果。

　　作為“中國第一號博士”，馬中騏對這一名號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開的首批博士授予大會，馬中騏作為博士代表上台發言，發言的題目叫《新的起點》。“走上科研這條路，博士其實只是起步。我自己並沒有把成為第一個博士當成那麼光榮的事情。”馬中騏說，“誰是第一批、第一個博士，這是歷史的偶然。真正的意義在於國家恢復了對知識的重視和對人才的尊重。”

　　如果說第一批博士有什麼獨特之處，馬中騏認為應該是濃厚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們那時候比較單純，考研究生是出於發自內心的對科學的熱愛，無比珍惜這樣的機會，可以說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學工作當中去。不像現在，很多博士其實就隻為了個學位，好有個找工作的硬件。”

　　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學博士、一位工學博士。他們一直活躍在相關學科的前沿，多數人已經作為導師帶出了自己的博士。

　　對於他們的科研成果，實在無法用通俗的語言解釋清楚。馬中騏的博士論文《SU（N）靜態球對稱規范場》，僅是這個題目，就足以讓非物理專業的人摸不著頭腦。

　　我們隻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說明一下他們的成就——盡管這是首批博士們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評價： 趙林城成為國際知名的數理統計學家﹔洪家興院士作為特邀報告人曾登上國際數學家大會講壇﹔蘇淳是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的“金牌教頭”﹔王建磐曾執掌華東師范大學……

　　18位博士，有著當今無可比擬的“含金量”：他們當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四位大學校長或中科院所長……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批博士傳承著老一輩科學家的風范。

　　馬中騏的導師胡寧在北大，每周聽一次他的科研匯報。“胡先生沒有一點架子，聽我匯報時都是相互探討的姿態。如果他說的有什麼不對，我當場就爭辯，他會說，‘嗯，你說得對，我收回。’”

　　現在的很多研究生稱自己的導師為“老板”，很多導師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對此，馬中騏很反感，“胡先生從來不在學生的論文上挂名。”

　　馬中騏畢業后去美國進修，曾和楊振寧一起工作。讓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論文是楊振寧給出的方向，並且提供了方法，卻堅決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這樣的學風普遍影響了當年那一批博士。

　　於秀源帶出的博士生中，王小雲可以說大名鼎鼎，年紀輕輕就找出了兩大國際通用密碼的漏洞。但別人提及她時，於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

　　這與於秀源的導師、著名數學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轍。在別人說起於秀源在超越數論做出的成績時，潘承洞說：“於秀源是我的學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數論。”

　　李尚志是我國首批100名國家級教學名師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數學與系統科學學院院長，早已是博士生導師，但仍堅持每個學期都給本科生講授基礎課。這個習慣從他在中科大數學系當系主任時就保持著，他說：“我們系從華羅庚開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礎課，這是多年的傳統。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沒有將這個傳統破壞掉。”

　　30年過去，從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開花，全國每年授予的博士學位超過五萬個，早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國。

　　但是，必須正視的一點是，目前，中國博士所取得的成果，並沒有與博士數量的增長成正比。

　　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會上，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蘇步青提了個問題：“以后那麼多博士怎麼辦？”很多人當時並不明白蘇步青何有此問。這個問題在今日聽來，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國博士的數量與日俱增，博士是否還能保証足夠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稱的貢獻？現在，這個問題該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國博士們去解答了。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