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士誕生記：誰是中國的第一位博士？（圖）【5】

首批博士在學位授予儀式后的合影

　　博士，在中國古代曾被用於學官名，也曾用於稱呼茶坊伙計——“茶博士”。在現代漢語中，博士則是人類教育體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機構授予的最高一級學位。那頂博士帽，讓無數學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

　　博士作為學位已有幾個世紀，而直到30年前，中國才有了自主培養的第一批博士。

　　1977年，中國恢復了高考，次年，恢復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誤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從廠礦、田間重新回到校園，就是在他們中間，誕生了新中國的首批18位博士。

　　中國博士的第一次學位授予儀式，沒有西方舶來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卻有著中國特色的隆重——儀式在雄偉庄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向他們頒發了學位証書。

　　雖然當時很多人並不清楚“博士”為何物，但首批博士學位的授予，卻成為一個歷史性事件，記錄著重新建立起來的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與期待。

　　博士“十八羅漢”

　　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個?紫嫣紅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熱鬧非凡。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進這裡的既不是來訪的外國首腦，也不是共商國是的人大代表。

　　這一天，在這座宏偉建筑物裡濟濟一堂的是當時全中國最有學問的群體——中國自主培養的首批博士。

　　這18個名字注定要載入史冊：馬中騏、謝惠民、黃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東、趙林城、李尚志、范洪義、單墫、蘇淳、洪家興、李紹寬、張蔭南、馮玉琳、童裕孫、王建磐、於秀源。

　　中國自己培養的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來自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6名來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4名來自復旦大學，另外兩名分別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和山東大學。除了唯一的工學博士馮玉琳當時在美國讀書沒有到場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們的老師、校長們，以及一批碩士參加了這次大會。

　　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玉泉路寓所內，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馬中騏指著書房裡的一張照片對記者說：“后排最中間的那個就是我。”照片上題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博士、導師和碩士代表”一行字，成為1983年5月27日的歷史定格。

　　照片上，博士們並沒有穿著統一的學位服。因為意義重大，當時博士應該穿什麼衣服參加學位授予儀式，也引起了爭論，焦點在於要不要像國外一樣採用學位服。

　　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還不大接受西方的衣著方式，人們的服裝以中山裝、白襯衫為主，色調集中於黑、白、藍、灰。像博士服、博士帽這樣的特定服裝很少為人所知，很多人覺得那像是宗教服裝，很怪異。

　　因為沒有定論，最后國家決定，首批博士不配備學位服，而是按照大型會議的慣例，每個人發200元置裝費，讓博士們自己決定著裝。

　　第一次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隻有王建磐一個人穿了西裝，但根本不會打領帶，隻好向導師求助。馬中騏則回憶說：“我當時也沒請示什麼人，只是覺得中國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裝不太好，‘文革’時大家不都穿軍便裝嘛，我就去買了一套新的軍便裝，藍色的確良卡其的。”

　　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李尚志，至今還保留著大會的入場券，粉色的票面上印著他的座位號。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問：“你是哪個學校的？”李尚志說：“我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老先生說了句“中科大確實培養了一批人才”，就走開了。

　　旁邊有人興奮地小聲嘀咕：“錢老！”李尚志這才知道，問他話的，竟然是中國科學界泰斗級人物、“兩彈一星”元勛錢三強。

　　下午3時，學位授予儀式開始，當他們從中央領導人手中接過紫紅色封面、印有金色國徽的博士學位証書時，新中國首批博士誕生了。這18名博士，后來被人戲稱為“十八羅漢”。

　　這樣高規格的學位典禮，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國務院學位辦公室原主任、原國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長吳本廈曾撰文回憶說，舉行這個儀式的目的是要選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舉行授予儀式，也是為了擴大在國內外的影響。

　　首批博士之一、復旦大學教授張蔭南把1983年5月27日稱為“國家學位的‘開國大典’”。

　　“這是國家的根本大業，雖然當時的培養條件並不是很充分，但百廢待舉，人才青黃不接，急需自己培養人才。可以說，國家走出了大膽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

　　“比夢都美好。”李尚志這樣形容自己博士學位的獲得。他甚至覺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實，怕酣夢醒來，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擺著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學習材料。

　　1970年，李尚志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畢業，回到四川萬源縣，在公社小學和農村工作隊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關知識分子的政策，幾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學教師身份的李尚志對此已經“習慣”了。

　　但是，從1977年開始，好消息一個接一個來了。

　　恢復研究生

　　1977年，夾在“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之間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嶺，劃開了兩個時代。

　　現在，人們回憶起這個特殊的年份，總會將它和一個改變了千千萬萬中國人命運的事件結合在一起——恢復高考。

　　那一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工作，自告奮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當時“四人幫”雖然已經倒台，但“兩個估計”，即所謂“新中國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依然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頭上。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提議舉行了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請來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蘇步青在內的40多位教育界專家和官員，在人民大會堂暢談教育。與會者開始並不知道鄧小平要來參會，后來，他們發現鄧小平幾乎每場必到。

　　會議開始時，大家發言都很謹慎，但談了兩天后，談話口子越來越大。清華大學的教授在談到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隻有小學畢業的程度，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了3年就畢業了，根本沒有什麼真才實學。鄧小平聽了此發言，當即不滿意地說：那就應當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不能叫大學。

　　與會的學者們越說越激動，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激動地站起來請求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提出在當年就恢復高考，這個建議立刻得到與會科學家的一致贊同。

　　鄧小平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情緒激昂的專家們說，“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

　　一錘定音。

　　恢復高考，不僅是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更是許多個人的人生拐點。恢復高考的歷史功績被無數人感念，不太為人所知的是，比大學本科更高一級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這一年確定恢復。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宣布當年立即恢復高考。當時國務院批轉的文件其實有兩個，另一個即《關於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

　　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樣是鄧小平。

　　1977年8月1日，鄧小平在同方毅、劉西堯的談話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過去大學讀過一兩年的大學生。凡是過去處理不當的，有點基礎的，可以放到大學，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學院，成為今年大學招生的重點，當然年齡可能大一點。

　　幾天后，在那次確定恢復高考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多數時間是安靜地聽取大家的發言，偶爾的插話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通過自學達到了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麼辦法、經過什麼途徑選拔回來。這種人成千上萬，要非常注意這部分人，愛護這部分人，千方百計把他們招回來上大學或當研究生。不要定什麼名額，這樣的人有多少就選多少，可以在名額之外。

　　當時，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斷了12年。

　　早在1951年，中國就已經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主要是由蘇聯援助中國的專家來教育培養。而這些研究生實際上是“師資研究生”，目的是為新中國培養一批高水平教師。

　　1957年，國務院批轉了《關於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幾點意見》，擬在“師資研究生”之外，培養少量質量較高的相當於蘇聯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養方向開始注重科研工作。

　　此后，中國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師資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間搖擺。研究生畢業完全按照國家分配工作，師資研究生畢業了就去高校當助教，科研研究生畢業則進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時候中國還沒有學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級的學歷。

　　首批博士之中，馬中騏是僅有的一個在恢復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經上過研究生的。

　　1964年，馬中騏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師從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胡寧。但命運捉弄，隻學了一年，“文革”爆發，正常的教學全被打亂。1967年，他回到母校蘭州大學，當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師水平、能力評價不在學術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蘭大理論物理教研室已經解散，圖書館都關門了，他隻好搞點地下科研。

　　1977年，馬中騏的命運迎來了轉機。在去大連參加一個會議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導師胡寧。胡寧告訴他一個好消息：中央允許69屆、70屆的大學生回原校繼續就讀，叫做“回爐大學生”。

　　當時恢復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爐，“回爐大學生”的政策顯然是來自8月4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而且與鄧小平的講話直接相關。

　　有“回爐大學生”，那麼也就可能有“回爐研究生”。胡寧惦記著自己的愛徒。

　　“胡先生問我願意不願意當‘回爐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讀書，我當然高興了。”馬中騏滿心歡喜地去了大連，但當他開會回來再去看望胡寧時，卻被告知“‘回爐研究生’行不通”，因為中央沒有紅頭文件，意味著沒有編制和經費。

　　馬中騏隻好又回到蘭州大學教書。幾個月之后，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達。馬中騏又看到了回北大讀書的希望。可當年他已37歲，按照當時的規定，35歲以下才能報考。

　　希望再次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