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中國風”：盤點蘇聯漢學研究史

　　最近，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時，與俄羅斯漢學家進行了座談。各個年齡段的漢學家歡聚一堂，暢談中俄文化交流往事，共話未來。

　　俄羅斯漢學有自己的發展歷史，在中俄文化和經濟社會交流交往中發揮了自己獨特的作用。長期以來，國內對國外漢學的關注和研究，偏重西方漢學，比如，西方漢學代表人物利瑪竇、李約瑟、費正清、馬悅然等，在中國廣為人知，一些著述，如《劍橋中國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也為中國學者重視。而對俄羅斯漢學的關注和研究，相對較少。為增加人們對俄羅斯漢學研究的發展歷史、特色、成果和代表性人物等情況的了解，本刊特邀請幾位學者作專門的闡述。

　　俄羅斯漢學研究萌芽期的特征是什麼

　　主持人：俄羅斯漢學的發展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其漢學研究是如何開始的？最初的漢學家是如何產生的？

　　雷麗平（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漢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在西方世界認識中國之后誕生的，漢學即是研究中國的學問。傳統上，人們把漢學分為三大板塊：周邊的國際漢學、俄羅斯漢學和西方漢學。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原因，俄羅斯的漢學一方面從西方間接獲得漢學資料，另一方面發展本國的漢學研究，並對國際漢學產生重要的影響。

　　17世紀末，俄國為了解中國並與之“打交道”，除有俄國商隊到中國外，1618年后還多次派出使團到達北京。但由於當時中國使用的漢語、滿語、蒙語，俄國無人能翻譯，成為雙方進行聯系、交流與溝通的主要障礙。如此，消除語言障礙成為俄國了解中國，與中國順暢交往的重要前提。那些去中國的使臣、商人，尤其是后來的傳教士成為最早的漢學研究者，應該說，此時俄國的漢學已經開始“萌芽”。這一時期是俄國了解中國文化的積累時期，還沒有達到從事漢學研究的程度。

　　柳若梅（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教授）：俄羅斯關於中國的最早記錄來源於17世紀俄國派往中國的使團和商隊。使團的出使報告和沿途見聞，極大地豐富了世界地理學知識，也為俄國實現同中國建立穩固的外交和貿易關系的願望提供了重要參考，並為俄國漢學研究提供了先決條件。

　　17世紀中俄邊境摩擦不斷，雅克薩之戰后有俄俘近百人先后被帶到北京、歸順為清朝臣民。清政府允俄俘保持其東正教信仰，並為其安排祈禱供奉聖像之所。俄國政府借機將之與俄國東正教會聯系起來。東正教在中國的存在為俄國進一步發展同中國的關系、深入了解中國打下了伏筆。1715年經與清政府協調，俄國政府和教會終於將第一屆東正教使團派入了北京。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把以語言學習為任務的俄國學生隨第二屆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送入北京，從此，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連續在北京駐扎二百余年，培養了一代又一代俄羅斯漢學家，被稱為“俄國漢學家的搖籃”。

俄羅斯的“中國風”與歐洲的“中國熱”的聯系與區別

　　主持人：18世紀，在歐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對俄國的漢學研究有哪些影響？

　　李渤（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16世紀后，歐洲大批傳教士來華，他們回國時，把有關中國的歷史文化及哲學方面的資料書籍帶回歐洲，引起了歐洲對中國的極大興趣。其后來華的傳教士又把中國的哲學、宗教、科技、藝術等介紹到歐洲，並在歐洲產生很大影響。

　　18世紀的歐洲各國掀起了旨在反對封建專制和宗教束縛的“啟蒙運動”，而當時的中國則是康熙、雍正、乾隆盛世繁榮時期，中國的聖賢哲學學說和人文思想與啟蒙思想家們倡導的開明和理智產生了共鳴，其結果，是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歐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

　　雷麗平：歐洲的“中國熱”對俄國漢學熱的形成起了引領作用。受其影響，18世紀的俄國形成“中國風”。大量來自歐洲的中國作品在俄羅斯翻譯出版並大量發行，對俄國“中國風”和俄國漢學的誕生，以及俄羅斯社會都產生很大影響。

　　俄國“中國風”的形成還與政府的推動和民眾對中國商品和藝術的向往緊密相連。

　　《恰克圖條約》簽訂后，清政府允許俄國政府每年派遣一個不超過200人的商隊來北京從事貿易，於是，茶葉貿易逐年增加。18世紀末，西伯利亞等地的農民甚至相信來自中國的磚茶可以代替金錢做交易媒介，因而在那些地方出現了“寧願要磚茶而不要錢”的現象。

　　深受西方“中國熱”影響的沙皇彼得一世和“開明君主”葉卡捷琳娜二世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鐘。彼得一世多次派特使郎喀來中國，將搜羅到的各種中國書畫及中國皇帝的贈品運回俄國。而其中的中國書籍恰恰成為俄國進行漢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條件。葉卡捷琳娜二世對中國文化更為崇尚，她在與伏爾泰的通信中對中國的社會制度贊賞不已。從1764年開始，葉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聖彼得堡建造博物館，廣泛收集世界各國文物，其中有許多是當時“中國風”的產物。

　　在這一時期，許多優秀的中華文明成果傳播到了俄羅斯，在俄羅斯民眾中樹立了文明的中國形象。俄國“中國風”為俄國漢學的誕生創造了條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主持人：18世紀，俄國形成“中國風”，也出現了不少漢學家，他們都有許多的譯著，為俄國漢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可否具體介紹幾位重要的漢學家？

　　柳若梅：18世紀，俄國早期漢學家翻譯了大量滿、漢書籍，為俄國漢學的創立作出極其重要的貢獻，如羅索欣、列昂季耶夫、拜耶爾、阿加福諾夫、弗拉德金等。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成員也為俄羅斯漢學留下了大量的詞典手稿，為今天研究當時漢語和滿語的口語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18世紀下半葉，諾維科夫、馮維辛、捷爾查文、拉吉舍夫等俄國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不僅在作品中關注中國，而且借助中國深入思考俄國現實。這一時期，彼得堡科學院和莫斯科大學儲備了一批訓練有素的翻譯，他們外語嫻熟，也出於工作或其它原因同東方學或漢學發生了聯系，大量翻譯發表了來自歐洲的、內容與中國相關的文章、書籍，豐富了俄羅斯漢學的內容。

俄羅斯漢學繁榮、滯緩和改革的成因

　　主持人：進入19世紀，中俄之間的摩擦越來越多，對俄羅斯的漢學研究產生了哪些影響？

　　雷麗平：1858年5月，沙皇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1860年又簽訂《北京條約》，沙皇政府開始瘋狂侵吞我國領土。此時俄國漢學走上了為其政府服務的使命之路。

　　19世紀下半葉起，俄國漢學經歷了繁榮、滯緩與改革幾個階段。俄國漢學之所以繁榮，是因為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漢學家，代表人物除大漢學家王西裡院士外，還有格奧爾基耶夫斯基、巴拉第、雜哈勞、孔氣等，他們均在漢學各領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之后，由於俄國官僚體制的僵化，俄國漢學發展相對滯緩，漢學家研究漢學的目的不是學術意義上的研究，而只是為沙皇政府的侵略行徑進行服務，漢學改革勢在必行。

　　1895—1917年是俄國漢學向蘇聯漢學發展的過渡階段。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俄國漢學受到了一定制約。此時的俄國漢學研究和教育一切聽命於沙俄政府，走上了為沙俄對外政策服務之路，許多漢學家都曾為沙俄侵略中國效過力。

　　為配合其遠東政策，培養所需要的通曉中國事務的行政、商業和軍事人才，1899年7月9日，沙俄政府頒布了建立海參崴東方學院的法令。該學院著重現代漢語教學，強力培養學生的漢語實際應用能力。為此，該校的教師編寫了大量符合那個時代實際情況的教學參考書，同時，也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性文章或著作。海參崴東方學院成為俄國遠東的漢學研究基地，從而奠定了俄國遠東漢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主持人：現代俄羅斯漢學界將比丘林、王西裡和巴拉第並稱為“俄羅斯漢學界三大巨匠”。他們對俄羅斯漢學的繁榮和改革作了哪些貢獻？

　　柳若梅：比丘林以中國原始典籍為基礎展開研究，在漢語教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西藏、蒙古學研究等領域開創了全新的局面。王西裡在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有著開創性的貢獻，發明了獨創性的漢字筆畫系統。巴拉第費時7年編纂《漢俄合璧韻編》，該詞典成為俄羅斯學者、師生、外交貿易人員與中國交往的必備詞典。

　　在比丘林支持下，1830年代在中俄邊境恰克圖開辦了一所漢語學校，比丘林專門為該校的教學編寫了教材——《漢文啟蒙》。1855年喀山大學的漢語和滿語教學轉入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王西裡主持漢語和滿語教學。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培養的人才遍布中俄往來的各個領域。

　　蘇聯漢學研究的四個時期的變化

　　主持人：俄國十月革命后的漢學研究，以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從俄國舊漢學轉變到蘇聯新漢學。蘇聯時期的漢學研究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雷麗平：蘇聯的漢學研究可分為四個時期：

　　(1)十月革命—20世紀20年代中期。蘇聯漢學家發表了一些有成就的著作，如巴甫洛維奇的《中國的獨立斗爭》。這一時期，蘇聯成立了一些專業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如1921年成立的全俄東方學術研究會(1924年改為全俄東方學術學會)。同時創辦了《中國問題》、《新東方》、《革命的東方》等一批專業刊物。

　　(2)20世紀20年代中期—衛國戰爭時期。此時是蘇聯漢學發展和革命時期，研究的重點是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文學和中國革命運動、民族等幾個問題。衛國戰爭前后是蘇聯漢學的艱難時期。由於斯大林大清洗運動，蘇聯的政治氣氛凝重，許多無辜的人包括漢學家或慘遭殺害，死於非命，或遭逮捕、鎮壓、流放。

　　(3)衛國戰爭結束—1965年。1946年以后是蘇聯漢學蓬勃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蘇聯漢學家發表出版了大量有學術價值的論文和譯著。其標志是1958年費德林的《中國文學》及與郭沫若合作的4卷本《中國詩集》的出版。一些大作家如魯迅、茅盾、巴金、老舍、葉聖陶、丁玲的作品都有了俄譯本。據統計，1946—1964年間，蘇聯有近800名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出版了近千種書籍。

　　(4)1966—1991年。由於中蘇兩國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蘇聯漢學研究進入停滯時期。

　　整個蘇聯時期，許多中國文學名著被譯成俄文。1917—1949年出版100部著作，1950—1957年出版447部。1958—1959年共出版242部。1971—1982年出版550部，文章數千篇。蘇聯時期的漢學研究遠遠超過了十月革命前的漢學研究，其豐富、卓越的成果為日后俄羅斯漢學的繁榮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主持人：1946年以后，蘇聯漢學逐漸進入蓬勃發展時期，出現了哪些研究團體和成果？

　　柳若梅：由於中蘇兩國特殊的關系，蘇聯學者對中國及其歷史的興趣不斷增長。整個蘇聯時期，蘇聯學者發表了大量關於中國的文章，出版著作上千種。

　　新中國成立后，蘇聯更加重視對中國的研究。據俄羅斯學者符·尼·烏索夫介紹，他從蘇共檔案中發現了蘇共中央書記處1956年9月14日關於組建蘇聯科學院中國研究所的秘密決議。決議談到：(1)為了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經驗以及中國的歷史、經濟、語言、文學和文化，通過蘇聯科學院主席團關於組建蘇聯科學院中國研究所的決議。(2)中國研究所的主要任務：A.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經濟與文化建設及其歷史、語言、文學和國際關系進行科學研究並撰寫研究著作﹔B.翻譯並籌備出版歷史和文學回憶錄以及中國當代的歷史、經濟和社會政治著作﹔等等。

　　1966年，根據蘇共中央書記處決議，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組建。它的任務之一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遠東所從1969年開始，定期按年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書，詳盡地闡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該所從1972年開始出版《遠東問題》雜志，經常發表關於中國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論文。

　　1968年后，蘇聯科學院陸續出版了三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可能與現實》、《中國從遠古到現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簡要史綱》等。

　　從1970年開始，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每年都以“中國社會與國家”為主題舉辦學術研討會，並把會議發言的提綱和論文結集出版。這個研討會已持續了40多年。

　　新時期的俄羅斯漢學研究出現新曙光

　　主持人：蘇聯解體后，其漢學研究有哪些新成果？進入新世紀，其漢學研究又呈現出哪些新特點？

　　柳若梅：蘇聯科學院自20世紀70年代起至今四十余年間整理中俄關系史檔案文獻資料，匯集中俄關系史上重要事件的檔案資料，出版大型檔案文獻叢書《俄中關系·資料與文獻》，現已出版13卷，為世界各國學者研究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發展歷史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與會通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2006-2011年，由季塔連科主編，聯合俄羅斯漢學界，出版了集俄羅斯漢學界中國文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六卷本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很快吸引了各國漢學研究學者的注意力。目前，中國學者正在組織翻譯該套叢書。

　　蘇聯解體以來，中俄關系的良性發展極大地推動著俄羅斯漢學后繼人才的培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漢語教學無論是機構數量還是學生數量都有了極大的提高。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區域安全、世界格局等許多眾大的國際問題都與中國相關，漢學成為更為寬泛意義上的跨學科問題，隨著現代各領域學者對中國關注程度的不斷加強，和中俄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俄羅斯漢學獲得了更加廣泛的發展空間。

　　李渤：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系解凍，特別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漢學出現了新的曙光。俄羅斯漢學家擺脫了意識形態論，漢學研究方興未艾。進入21世紀，很多俄羅斯人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但是“漢學家的著作大都專業性較強且面很窄，讀者主要來自學術和文化界，不適合廣大民眾”。根據這一情況，俄羅斯漢學界出版了一些適合大眾興趣的譯著及科普讀物，如《杜甫·感傷詩百首》、《李白·詩歌與人生》等，還翻譯了《中國20世紀的詩歌散文》，收集了20世紀中國著名文學家老舍、戴望舒等人的優秀作品。

　　近些年，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印象有好轉趨勢，但是對中國的發展以及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問題上有些人還持有戒心，更有一些媒體利用俄羅斯人所持有的對中國的復雜心理及某些問題上的偏激意識，編造關於“中國威脅論”的新聞，嚴重誤導俄羅斯人。究其原因，是俄羅斯民眾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因此，要大力發展民間漢學研究，使廣大的俄羅斯民眾進一步了解中國，形成對中國人准確的民族文化定位，減少中俄兩國人民間的誤解，排除俄羅斯人對中國人的擔憂。

　　主題延伸

　　俄羅斯漢學之相關文獻

　　《中文博覽》，拜耶爾著。這並不是一部純粹的漢語語言學著作，而是一本包括了當時歐洲漢學研究成果的中國文化小百科。拜耶爾編著本書的目的在於幫助未來的學者研究中國和漢語。這本書為各國的漢學研究者開辟了道路。

　　《大清會典》，列昂季耶夫翻譯。1778－1779年，列昂季耶夫節譯的《大清律》結成兩冊出版，葉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僚屬期望完整地了解中國的法律，因而命列昂季耶夫全文翻譯《大清會典》。1781、1782、1783年，《大清會典》俄譯本分三卷在聖彼得堡出版。

　　《漢俄合璧韻編》，巴拉第費時7年編纂，其手稿由俄國駐北京公使館領事波波夫整理，於1888年在北京同文館得以正式出版。該詞典成為俄羅斯學者、師生、外交貿易人員與中國交往的必備詞典。美國漢學家丁韙良說，“在俄國漢學史上產生了一部杰出的作品……盡管詞典都有過時的時候，但這一部在短時間內不會被超越和遺忘。”法國的漢學家沙畹認為，這部詞典常常是漢語詞典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所依賴的“最終的論據”。

　　《三字經》，比丘林譯著，曾被俄國知識界譽為“中國的百科全書”。與其他譯著相比，比丘林的《三字經》俄文譯本有幾個獨到之處：它以詩歌體翻譯原文，盡量保持中文原文的風格和韻味﹔它附有中文《三字經》原文，可資懂中文者閱讀時對照﹔它增加了大量注釋，對原文涉及的中國人物、事件和儒家學說作了比較詳盡的闡釋。

　　《中國精神文化大典》，季塔連科主編。該大典共分為6卷，編纂過程歷時15年，從哲學、宗教、歷史、政治、思想、科技、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對中國數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進行了全面詮釋，集中體現了俄羅斯漢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這部巨著為俄羅斯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學習漢語提供了難得的教材，也為中俄兩國的文明對話與交流增添了新內容。

　　主題延伸

　　俄羅斯近代漢學家 俄羅斯漢學第一人

　　羅索欣(1717-1761)，是最早從事中國文化典籍的譯介工作和滿漢語教學活動的俄國人，被譽為俄國漢學第一人。譯著頗豐，他的《資治通鑒綱目前編》是18世紀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譯著。而16卷本的《八旗通志》，他僅譯完了5卷即英年早逝。他的許多譯著，如《三字經》、《千字文》、《二十四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統志》、《異域錄》、《名賢集》等等，都成了俄羅斯和歐洲學者研究中亞、東亞歷史、地理的工具書。

　　18世紀最重要的漢學家

　　列昂季耶夫(1716-1786)，為俄國漢學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8世紀俄國出版的中國書和論文共120種，他的譯著就佔了1/5。1770年2月，他在《雄蜂》雜志發表了《中國哲學家程子給皇帝的勸告》，從國君“立法”、“責任”和“求賢”幾個方面提出了治國方略，意在忠告葉卡捷琳娜二世如何管理國家。1780年和1784年翻譯出版了《大學》與《中庸》，還翻譯了《大清律》和《大清會典》，還協助羅索欣翻譯16卷本《八旗通志》，代表了18世紀俄國對華研究的最高水平。蘇聯斯卡奇科夫、霍赫洛夫兩位漢學家給予他高度評價：“列昂季耶夫的譯著為18世紀俄國社會精神生活作出了重要貢獻，完全可稱得上是18世紀最重要的漢學家。”

　　俄羅斯首位東方學院士

　　拜耶爾，出版了歐洲第一部《漢語語法》，還編輯了漢語-拉丁語詞典。1730年，他在彼得堡出版了《中國學紀念集·歐洲漢學著作的歷史概述》，邁出了歐洲人研究漢語的第一步。他在彼得堡出版了用漢字印刷的辭書，這是在歐洲印刷中國方塊字的最初嘗試。拜耶爾是個多產的漢學家。他的《中文博覽》為各國的漢學研究者開辟了道路。

　　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

　　比丘林(1777—1853)，享有“俄羅斯第一位大漢學家”、“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等美譽。他曾在北京生活了13年，並帶走了包括四書、十三經、二十史、《三字經》、《大清一統志》、五本漢語詞典、兩本滿語詞典等在內的12大箱滿、漢語書籍、一箱手稿、一箱顏料和六大卷地圖、平面圖。他研究興趣廣泛，共發表著作60余種，內容涉及中國漢民族和邊疆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其中很多方面都屬於開創性研究。

　　俄羅斯第一位漢學家院士

　　王西裡(瓦西裡耶夫，1818-1900)，俄國第一位漢學家院士。他創立了俄國漢學史上第一個漢學學派——聖彼得堡學派，其著作浩繁，著有《漢語文選》、《漢字解析》、《漢字筆畫系統——首部漢俄詞典試編》。首次把中國文獻史作為大學課程。1880年，出版了《中國文獻史綱要》。

　　百科全書式的漢學家

　　巴拉第(1817-1878)，發表了《佛陀的生活》、《古代佛教史綱》、《長春真人西游記譯注》、《14世紀在中國的俄國俘虜》等諸多研究文章。編撰了《漢俄合璧韻編》辭典。當代俄羅斯漢學家霍赫洛夫評論說“他是俄羅斯漢學科學大師之一……在東方學領域裡，他的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