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農合社集資案調查:非法涉案金額達8000余萬【2】

　　[導讀]近幾年，江蘇部分地區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蓬勃發展，但因為監管缺位，亂象叢生，很多都是假農戶之手謀取自己利益。這類互助社基本是民不告，官不究。一旦出現問題，隻能訴諸政府，由政府定奪。

　　嚴重異化

　　2006年底，為了解決我國農村地區金融供給不足等問題，銀監會放寬了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准入政策，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三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由此起步發展。2007年初，銀監會印發《農村資金互助社示范章程》。

　　據北京農信之家統計，目前，我國的資金互助組織主要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經銀監會批准在工商部門注冊的農村資金互助社，截至2012年6月，共有49家﹔第二類是國務院扶貧辦和財政部支持的村級扶貧互助社，已達萬家﹔第三類是地方政府引導和農民自發設立的農民資金互助社，主要分布在吉林、江蘇、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大概有5000多家，江蘇鹽城、吉林四平、河南信陽等地尤為集中，幾乎每個鄉鎮都有一家。

　　“農村資金互助社與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聽起來相似，但區別大了。”北京農信之家秘書長謝勇模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江蘇沒有一家獲得銀監會發的金融牌照，大部分都是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的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雖然也從事金融業務，但實際並不在銀監部門的監管范圍內”。

　　根據《江蘇省農民專業合作社條例》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為滿足成員生產、生活資金需求，可以在本社內部組織成員開展資金互助，但不得對外吸儲和放貸。

　　“但事實是，這類資金互助合作社因為監管空白、身份不明以致發展無序、參差不齊，已經發生嚴重異化。各類市場主體紛紛進入農村市場設立機構，甚至有投資公司和擔保公司翻牌成資金互助組織，所謂‘披著合作社的外衣，實際上在放高利貸’。”謝勇模告訴記者。

　　“比如，灌南縣這4家資金互助社，從其組織形式上，已經不是合作制﹔而真正的合作制是限制大股東的，比如說銀監會規定合作社的最大股東不得超過總股金的10%，灌南縣這4家資金互助社，利益主體已經成了江蘇龍誠集團﹔連雲港、宿遷這幾家合作社的利益主體已經成了劉秀榮。”謝勇模指出。

　　根據《江蘇省鹽城市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試點監督管理辦法(試行)》，“合作社發展社員和資金融通嚴格限制在一個村或幾個村，最多不超過一個鄉鎮范圍。不得跨區域開展業務，不得對城市居民和單位開展業務。同一區域內不得重復設立分社或分部。”

　　“但目前很多地方推動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已經脫離了原來的設想，說好聽點是為了活躍地方經濟，難聽點，更多是一種政績工程”。“三農”問題研究專家李昌平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據了解，江蘇部分地區已經出現縣一級別的資金互助合作社。

　　在李昌平看來，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不應超出村一級別的范圍，超出村的級別，成本變高，風險也不可控。合作社的社員之間互不認識，不清楚合作社的運營情況，沒辦法監管。“中國是個熟人社會，農民離開了熟人社會就很難講信譽。”

　　其實，現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丁解民早在2009年《關於鹽城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組織發展情況的調查報告》中，就指出合作社存在分紅比例過高、變相吸收公眾存款、高息攬存等問題。

　　監管缺位

　　在很多專家看來，此類合作社因為缺乏專業的監管，出事是早晚的事情。

　　據梁公祝介紹，事發前，農工部也對這些合作社進行了認真審查，農工部每年會對合作社工作人員進行培訓，讓有資質的會計事務所對合作社財務進行年審。“但犯罪分子防不勝防，聯合四家合作社的負責人一起做假賬欺騙，我們也沒有辦法。”

　　據時代周報記者了解，灌雲縣農工部負責監管的20余名工作人員，並沒有相應的金融知識背景和相關工作經驗。

　　“雖說按規定，誰批准誰管理，但農工部根本不懂金融，怎麼監管？”杜曉山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金融本身就是高風險的行業，應該有專業的人在做這件事，建議地方政府一定要金融系統的人納入進去，金融辦、人民銀行、銀監等部門應該形成合力。”

　　在杜曉山看來，“其實，這種事情省裡必須要有個說法，拿出一個規定或辦法，由市級別或者縣一級別來執行。嚴肅整頓，分類指導，把壞的關掉，好的規范。”

　　11月16日，在北京舉行的小微金融60人論壇上，江蘇省金融辦綜合處處長錢東平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省金融辦還沒有介入相關的監管，暫時對此事還不好評論”。

　　“上面不管，隻好我們自己想辦法了。”時代周報記者將此說法轉告給梁公祝，其告知，“灌南縣此次事件之后，該縣對縣內其余21家互助合作社的運營情況開展專項檢查，區金融辦、區農工辦及區民政部門已經聯合，及時跟蹤監控各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的運營。”

　　值得注意的是，據悉，近日，連雲港市已經出台《連雲港市農民資金互助專業合作社監督管理辦法(試行)》。辦法對如何建立風險調控機制也進行了明確規定，如建立資本充足率制度、備付金制度、呆賬准備金提取制度、放款限額管理制度、內部稽核制度等。

　　曾推動全國首家資金互助社成立被譽為“農村資金互助社之父”的姜柏林認為，目前資金互助合作社的問題並不是資金互助合作社本身的問題，而是監督和市場配套的問題，“資金互助合作社需要行業自律與政府監管，必須通過監管劃清是非，打擊非法的，保護合法的。”

　　“2012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有序發展農村資金互助組織，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開展信用合作，意味著在今后一段時間內規范發展農村資金互助社成為主題。”謝勇模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早在去年，農業部已經牽頭出台《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社管理條例》，草案已經出台。但因為各個部門有爭議，暫時擱置”。

　　今年2月，在一次合作社座談會上，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濟管理司孫中華司長透露，擬出台一份專門針對合作社的文件，其中包含如何規范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的問題。據悉，孫中華司長強調，“國務院已經作出部署，指定央行、銀監會牽頭，相關部委配合，盡快拿出一個具體的管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