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

　　200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浙江鄞州湾底村时，殷切叮嘱当地干部：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与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共促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30年前，湾底村是出了名的穷村，周边村流传着一句话：有女不嫁“烂眼村”。村里开会，没有凳子，村民搬几块砖头一叠，就坐上去。

　　30年后，这里变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小康村，去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4.2亿元，村民年人均收入3.4万元。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天壤之别的变化，与村党组织的努力分不开。在湾底村，“人民第一，创业万岁”这8个字，被一个字一个字刻进村子发展历程中。

　　湾底村是怎样从落后“烂眼村”变身国家级生态村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该如何切实担起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任？如何通过建设美丽乡村让农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连日来，记者深入湾底村调查走访，寻找答案。

　　“干部干部，是干出来的”

　　5月中旬，正是桑果采摘的黄金时期。湾底村的桑园里结满了红得发紫、紫得发黑的桑果，驱车前来采摘的市民络绎不绝。

　　这个时候，是71岁的村党委书记吴祖楣最开心的时候。

　　“游客们一边采摘一边试吃，对果园里的种植环境、生长情况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更加放心。”他说。

　　吴祖楣至今还记得，40年前自己在村里拆掉的寺院围墙上写下的四个大字“穷则思变”。当时他担任村团支部副书记、生产队副队长。

　　这个12岁就放牛的农村娃，自那时起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弯来弯去到底的地方”，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一穷二白的湾底村翻身。

　　1982年，吴祖楣被推上村支书的位置，和会计合用一张破办公桌。唯一的村办企业小锉刀作坊只有10多个人，年产值不足10万元。原料是上海国有工厂不用的边角废料，燃料是宁波国有工厂废弃的煤渣，村干部和供销人员背着编织袋走街串巷推销。

　　在他的奔波努力下，村里相继办起雨具厂、锉刀厂，书记、厂长、供销三职他一肩挑。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村办企业产值达上千万元。

　　当时，村办集体企业搞改制，而湾底村却没有转制。

　　“如果转制，自己虽然富了，但村集体经济上不去了。”他说。

　　村党组织响亮地提出：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

　　湾底村不但自己没有转制，还一口气吃下了4家乡办企业：毛毯厂、织袋厂、木器厂、电子元件厂，甩开膀子干起了贸易加工。

　　村办工业有了积累后，村党组织带领村民们开始走工业反哺发展农业产业化之路。1998年，湾底村引种果桑，两年后种植面积达3万亩，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果桑种植基地，办起了桑果酒、桑果汁、鸡尾酒等相关食品加工企业。

　　这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农村汉子，带着村民辛勤劳作，到2000年初，村里的银行存款达6000万元！

　　有了钱，村党组织就盘算着把8个自然村拆旧建新。当时鄞县（2002年2月撤县建区）提出用10年让湾底村旧貌换新颜。而吴祖楣认为10年太长，向县里立下军令状：5年内让村民住进新房！并向县里争取到用地政策支持。

　　村里自筹资金2个亿，拆掉6万平方米旧房，建起9万平方米新房。2006年底，全村400多户村民搬进新居。小高层500元/平方米，联体别墅1100元/平方米。村里还向每人补贴搬迁费一万元。

　　当年的“烂眼村”，跃升为令四邻八村羡慕的示范村。

　　“干部干部，干出来就是不一样”，湾底人用这句话来形容党员干部。

　　“农业发展又催生了旅游休闲业，现在我们正筹划民宿小镇项目。”刚从台湾考察民宿回来的吴祖楣底气十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