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拍蝇”（人民眼·本期聚焦·基层反腐）【3】

破“一个锅里吃饭”监督难题

“部分乡镇纪委一年到头不办案、难办案，被群众戏称为‘白板’纪委”

一首打油诗，牵出仨“蛀虫”。

“霸占公权拿公章，欺压百姓够猖狂，过去保长和甲长，不如我村三大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占彬、村委会主任张国统、村会计张占龙）。”这是去年4月26日，组建不到2个月的新州镇民生监督组在“案件线索大起底”行动中，发现的一首反映团仓村问题的打油诗。

“查！”黔东南州黄平县新州镇纪委书记王东是该镇民生监督组副组长，“民生监督组组建前，我们纪委人少、业务范围外的杂活多。现如今不再兼职其他工作，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既然发现了问题，挖地三尺也得找到线索。”

当天晚上，他和小李一人一把手电筒再次来到团仓村，让熟悉情况的村民带着悄悄走访。虽然还是没有找到举报人，却有意外“收获”——“我们领取低保金、危房改造款，还要给他们交‘感谢费’，低保交500元，危房改造交1500元。”“娃儿读书开贫困证明，他们要收‘盖章费’，不拿钱就不给盖……”

第二天晚上，王东再访团仓村，终于见到了举报人吴生安老人（化名），“大家都怕了。”王东等人入村调查之后，6个不明身份的人抄着杀猪刀和铁棍，追砍揭发检举的村民。老人把“三张”这些年的事情和盘托出，一直讲到深夜。

次日上午，专案组进驻团仓村。很快，张占彬、张国统、张占龙3人向该村69户危房改造户索要8.25万元的事实被查清。最终3人均被开除党籍，并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栽在了贵州省委推进的“民生监督”上。

“以前我们就是万金油，哪儿需要就抹到哪儿。党建、宣传、群团，甚至是包村的工作，我都做过。”黔东南州麻江县贤昌镇纪委书记张庆平回忆起自己此前的工作，颇多无奈。因为兼职其他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而成了副业，“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遵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麻绍敏介绍，以前仅遵义市纪委监察局，参与议事协调机构的事项就多达128项，而其中与主业有关的却不足20项。“县、乡纪检监督部门更为突出，不少领导干部不是兼任指挥长就是兼任小组长，部分乡镇纪委一年到头不办案、难办案，纪检监察作用失去应有功效，被群众戏称为‘白板’纪委。”

除了不能、不会办案，还有不敢、不愿。黔东南州监察局长李明德在某县做纪委书记时，曾顶住压力查办一名伙同单位会计、出纳套取民生补助资金的民政局长，结果上级民政部门领导火冒三丈：“你们这么查我们系统，下次再想要项目、资金，没门！”

在毕节市黔西县林泉镇纪委的履职记录上，2014年之前，没有查办过一起违纪金额超过5000元的案件。究其原因，乡镇纪检监察机构的工资、福利待遇、办公经费等都由乡镇负责解决，所在乡镇对纪检监察工作具有很大的掌控权和话语权，纪检监察干部难以大胆实施监督。

为破解“一个锅里吃饭不敢、不愿监督”的难题，贵州省于2013年在毕节试点，整合县区纪工委和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的人力资源，组建民生监督组。

按照“以市统领、县区管理、乡镇设置”的权力监督框架体系，以乡镇为单元设立民生项目监督组，监督组明确为县（区）纪委监察局管理的正科级常设机构。

“监督组明确与乡镇党委、政府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的编制、人事、后勤独立出来，收归县区纪委直接管理，乡镇纪委书记作为监督组副组长，有权对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进行巡查。发现问题，首先要向监督组组长和上级纪委报告。这样，乡镇纪检监察组织执行职权更为独立，破解了‘同级监督太软’的问题。”宋璇涛说。

而由县纪委监察局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的书记兼任监督组组长，县区纪委可以通过监督组直接了解基层情况，监督信息上传下达更为通畅，“上级监督太远”的难题也得到解决。

监督组对民生领域违纪违法案件“零容忍”，仅在毕节试点运行的最初半年时间，便立案137件，给予党政纪处分43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4人，涉案金额2600余万元。“乡镇一级发生的违纪案件92.8%都是监督组独立查办的，初步解决了乡镇纪委过去不能办案、不敢办案的问题。”毕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蒋兴勇说。

在试点基础上，去年贵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在全省乡镇设立民生项目监督组。今年省两办再次发文，明确2015年至2017年在全省民生领域开展整治铸廉行动。

一年多来，贵州已设立1482个民生监督组，覆盖所有乡镇、街道，至今共发现问题15万多个，立案7514件，涉案金额9.3亿元。

“通过民生监督，实现了乡镇纪检监察管理体制从双重管理向垂直管理为主转变、监督方式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为主转变。”贵州省纪委常委陈麟介绍，自民生监督组成立以来，民生领域立案数占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总数的比例超过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