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证言

　　我叫绘鸠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生。1942年入伍，曾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四旅团第一百一十一大队机关枪中队下士官、军曹。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后，我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宽释回国。我曾任中归联常任委员、常任委员长。在“抚顺奇迹继承会”神奈川支部的支持下，我先后出版了3本册子，即《皇军士兵的4年》《西伯利亚扣留的5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6年》。

　　评价我这101年的人生，可能很困难。1934年，我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伦理学科学习，1938年毕业后，先后在文部省、山梨县女子师范学校、长野县上田高等女校等地工作。1941年7月，我被征召入伍。在经过佐仓联队的新兵训练后被送往中国山东，开始参加侵略战争。

　　我记得在山东索格庄的那场杀戮。1945年6月12日，在大队长的命令下，我作为新兵教育训练助教，指着150米远处被绑在柱子上的4名中国普通民众，对新兵们说，“前面的都是敌人。务必将其杀死！”这样反复交替8次，共杀死30多名中国普通民众。其中有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曾抱着我的腿哭着说：“我妈妈还等着我呢，让我回家吧。”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士兵的良心发现上，拼死呼喊。我也想起了我的母亲，她也在家里盼我回去。少年的喊叫刺痛了我的心，可我还是执行命令，无视他的呼喊。

　　1943年4月的肃清讨伐中，我也曾参与大队直属部队，在距离城门20米的位置向外逃的中国军队射击，当时可能杀死了两三名中国士兵。

　　当时我没觉得内心受到了谴责，这件事也几乎被我忘记。后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认罪运动时，我才开始反省。

　　在战犯管理所时，每个房间都有《人民日报》。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曾在伪满洲国当警察的人，他把《人民日报》翻译给我听。阅读《人民日报》对我的思想转变影响很大。通过阅读《人民日报》，我知道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让我走上学习之路，是我的恩人。

　　在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的第四个年头，我终于认识到，那场战争是无视国际法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

　　1953年，当全所都开始认罪运动时，第五十九师团的一名下士官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悲观与绝望，就跳到室外的大便池中想要自杀。一旁的郭守昌看守马上跳入粪池，把他捞上来，不顾他满嘴沾满大便，对他进行人工呼吸。我看到这些，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继而是感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让我们对曾经蔑视的中国人民充满敬佩，开始从“皇军”“大和民族”等空虚的优越感中觉醒，开始反省自己犯下的罪过并向中国人民认罪道歉。

　　认罪并不仅仅是坦白自己的罪行，也是不再发动侵略战争的誓言。不断去实践这一誓言，是中归联会员一生的课题。

　　2014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这是对日本宪法进行蹂躏的暴举，绝对不能容许。日本宪法为日本战后新生提供了指南，也是阻止自民党战争政策的防波堤。非常遗憾，安倍内阁却想无视这一历史事实。日本宪法是在反省对中国等国造成巨大物质、精神损害，自己国土也被烧焦的基础上制定的，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由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向近代民主主义和平国家转变。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是历史性、国际性的犯罪行为。能拯救日本所面临危机的只有国民运动。在不少国民被自民党麻醉的情况下，通过国民运动，让更多国民自觉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

　　日中友好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我衷心希望两国能够永远和平友好下去。当前两国关系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责任在日本方面。时至今日，日本政府都没有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和谢罪。希望日本国民早日从自民党的麻醉中解脱出来，去完成尚未解决的战争责任。

　　（本报记者 刘军国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