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们找到新的信仰——1938年一位欧洲记者的延安之旅

　　图①为博斯哈德拍摄的毛泽东走出窑洞的画面。图②为学员们在唱歌。图③为博斯哈德拿到的前往汉口的执照和德文采访手稿。图④为延安的街景。

　　制图：蔡华伟

　　时隔七十余载，一部片长21分49秒、名为《延安之旅》的黑白无声纪录片，经过国内档案工作者多方努力，回到了自己的诞生地，向人们展示了1938年的延安风貌。片中毛泽东走出窑洞的影像、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合唱的场面则是目前所知最早期的视频资料之一，极为珍贵。

　　拍摄该片的是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1938年，这位欧洲记者首次来到延安，通过采访后他得出结论：延安，这座相对封闭和偏远的小城，正是中国抗战的希望和进步青年人向往的圣地。

　　（一）

　　冰雪消融的崎岖山路上，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在泥泞中颠簸。一不小心，汽轮便陷入泥泞，动弹不得，车上的人不得不下车，找来人力畜力帮助拉动汽车。汽车发动之后，车后的人赶忙拿起木槌敲打车轮，防止轮上粘着的泥土阻碍前行，并在轮胎后边放置木块，防止车轮倒溜。车队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

　　在上海市档案馆常设展陈中，大屏幕不断地播放着这些场景，它们来自一段黑白无声纪录片：一位欧洲记者首次延安之行拍摄的《延安之旅》。

　　1938年初，博斯哈德来到武汉，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见到周恩来，明确表达希望到延安采访的意愿。周恩来把此任务交给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斯蒂尔一起，随八路军运输物资的车队前往延安，沿途经过三原、宜君、洛川、鄜县、甘泉等集镇，车队整整走了六天。

　　与众所周知的斯诺等美国记者相比，博斯哈德的名气并不大。不过，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字记者，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这给当时的新闻报道吹来了一阵新风。

　　后来，博斯哈德还在瑞士《新苏黎世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了中国红色根据地和毛泽东的情况，包括日本侵华战争的近况，并探究日军侵华战争的本质、发展演变的趋势。他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描述延安是“下一代人心目中的麦加圣城”。

　　凭借这些精彩的报道，博斯哈德赢得全球瞩目。在中国的采访报道结束后，他前往中东继续记者生涯。1953年，博斯哈德在韩国发生了一次意外，不得不接受复杂的髋部骨折手术，从而结束了记者生涯。1975年11月18日，刚刚过完83岁生日不久，博斯哈德在西班牙的托雷莫里诺斯逝世。他的侄子将其留存下来的珍贵档案，捐献给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档案馆。

　　2011年4月，国际档案理事会城市和地区档案馆处执委会会议暨“绿色档案建筑”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参会的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档案馆副馆长丹尼尔，特地找到上海市档案局（馆）长朱纪华，赠送了这段视频。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片中涉及的人物众多，许多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无从知晓。为了发掘、抢救其中蕴含的珍贵档案信息，2013年12月，上海市档案局（馆）调集研究力量对纪录片中的人物和场景进行考证。

　　经张颖、王丹一、于蓝、孟于、李源等亲历延安岁月的九旬老人倾情回忆，在章百家、滕久明、石晓华、胡木英、李再延、金戈、袁冬林、冯延曦、孙晓林、李海文、张华川、王晓建、牛兴华等延安儿女及专家学者的热心帮助下，结合此前收集到的博斯哈德延安之行手稿照片等相关档案，视频中的诸多细节得到核实。

　　（二）

　　访问延安期间，给博斯哈德印象最深的是拜会毛泽东。在《延安之旅》中，毛泽东身材修长，面目清癯。博斯哈德前去拜访时，他从窑洞出来迎接。当时，他住在凤凰山麓吴家窑大院里，正在撰写《论持久战》，因为长期在夜间工作的关系，看上去有些疲倦和困意，不过他目光炯炯，神情坚定，让人印象深刻。

　　毛泽东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支毛笔，桌子后面是一张睡炕。此外，屋内就是一个中式橱柜和三把不稳当的椅子。桌子上到处堆着书籍、文件、报纸、信件、图纸，还有一只烟斗。窑洞白墙上，张贴着一张巨大的陕西地图和几张反对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苏联宣传画。

　　博斯哈德和毛泽东的交谈，一开始便围绕抗战形势和趋势展开。毛泽东首先谈到日本。在他看来，日本有三大弱点：兵力不足、军士残暴、指挥笨拙。正是这三点使他坚信中国终将胜利：“日本人始终以为能用钱收买国人，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也只会像以前一样袖手旁观。但现在农民站在我们一边，而且战争拖得越长，他们就组织得越好。我们的对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现代武器，在游击战中这些没有丝毫用处。”

　　博斯哈德关心地询问关于国共合作的前景，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团结一致，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没有未来。

　　对毛泽东的访谈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博斯哈德记忆里的毛泽东，说话简扼有力，看问题深刻透彻，不拿腔拿调，不拖泥带水。“他说话时头上乌黑的长发常要飘落在高高的额头前，随后他就伸出优雅的手慢慢地将头发捋回去。最蹩脚的香烟也能让他陶醉不已，抽起来没个停，闻上去却是一股混合着马粪和酸菜的味道。”谈话中，毛泽东还往博斯哈德的茶杯里倒满了“白干”，“味道和他的香烟一样糟糕”。

　　事实上，博斯哈德此行，不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中的砥砺图强，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战略思想的形成。

　　（三）

　　“延安离我们还有半天的路程。土地愈来愈贫瘠了，地里的庄稼长得稀疏，而且参差不齐。星星点点的羊群在河边吃草，我们愈是接近‘红色首都’，背着行装、徒步而来的青年人也愈来愈多，他们希望能够在八路军这里找到自己的天堂。”

　　行程中，博斯哈德发现越是接近延安，越能看到徒步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每当车队经过他们身旁，彼此都会招手致意。此情此景，让博斯哈德感触良深。他用诗样的言语来形容他的行程，还用摄像机急切地将这些情景摄入镜头。

　　在延安，博斯哈德拍摄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们的学习生活。他们在延河边洗漱，在院子里集体用餐，晨光中上早操，晚霞里游戏、散步、唱歌、打球……丰富多彩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这位欧洲访客。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在鲁艺，博斯哈德拍摄了学员们在音乐家郑律成指挥之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这段画面他拍得非常用心用情，推、拉、摇等拍摄技巧轮番运用，其中几位女学员的特写拍得尤其丰盈细致。

　　气势磅礴、英武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个人命运与时代惊涛融为一体；它更像是民族的怒吼，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精神的伟岸、坚忍、不屈。

　　对于延安，博斯哈德写道：“这座城市非常清洁，令人有清心悦目之感。在街道上你看不到长满疥疮的野狗，遇不到衣衫褴褛的乞丐和绑着绷带的伤兵，这与中国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下水道每天有人清扫，战士们（其人数大概超过居民人数）的军服虽然补缀多处，但是非常干净。我曾在中国人的旅馆住过几次，在延安我第一次得到了清洁的面盆和洁白的毛巾。”

　　在延安街头，随处可见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与战斗的作品。黑白版画、抗战诗歌、宣传标语……无不显示着中国人的不屈精神，这些在博斯哈德的镜头中都有记录。

　　前不久，当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找到章文晋夫人张颖，请她观看这段视频时，她一眼就认出博斯哈德拍摄的多个特写中的自己。92岁的老人激动不已：1937年前往延安时，她只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届学员。

　　谈起延安的生活条件，她说：吃饭总是吃小米饭，菜只有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都无法分清。因为担水上山来之不易，天冷水都冻住，如果靠柴火来烧，消耗太贵，所以没有洗脸水。天热些，有了水后，也往往是一个人洗过，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接着用。

　　在采访记录中，博斯哈德如此评价道：我觉得这一代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能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

　　历史已经证明，博斯哈德的预见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