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涉毒大县的“刮骨疗毒”【2】

　　在1800余平方公里上生活着220万人,人均不足8分地,可以说,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人口大县过足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贫穷,临泉县姜寨、庙岔等地的一些农民到云南打工,替当地人种植瓜果和其他农作物。时间一长,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地的毒品鸦片及相关种植技术带到临泉,进而走上吸贩毒道路。

　　不幸的是,这批人先富了起来。

　　“那几年在临泉,三层小楼房、豪华小轿车到处能看到。”瓦店镇派出所所长段怀东当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片警,临泉有着“异样”的繁荣,“云南一趟回来,不少人金链子就戴上了。”

　　一夜暴富的故事刺激着这个土地上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人们,甚至教育孩子都从过去比学习,变成“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多会做生意”。

　　“人到中年,怎么还去贩毒?”记者问,眼前这位62岁的老人面容和善,说话细声细气,压根看不出是庙岔当地曾经小有名气的“毒枭”。

　　“还不是因为没办法,穷怕了嘛!”

　　他叫徐微华,曾是镇上一名修车匠,月收入不到500元。几年前妻子出了车祸,两个孩子又恰逢升学,家中立刻债台高筑,“我欠着一屁股债,看到兄弟姐妹们都出门挣了大钱回来,能不眼红么?”

　　于是他用最后一笔救命钱从表哥那里进了一批吗啡,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直到东窗事发,被判有期徒刑9年。

　　毒情就这样抓而不绝。比如第一批涉毒那群人,其中一些被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还有相当一部分逍遥在边境。庙岔镇禁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该镇有200余人长期在缅甸从事毒品生意,有的甚至已在缅甸落户。

　　一个坊间流传的故事被当地人津津乐道,说庙岔镇的一个农民在缅甸贩毒,娶了一位高官的女儿,从此成为名震江湖的“大毒枭”。“曾经对这里很多人来说,这就是励志故事,就是榜样。”雍磊说。

　　2014年5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公安部召开了临泉县禁毒工作约谈会,约谈了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三级禁毒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会议“毫不客气”地指出:临泉的毒品集散、临泉籍人员外流贩毒等问题仍十分严重。

　　数据尤显触目惊心。2015年安徽省的一份禁毒报告显示,在全省各县(市、区)中,临泉县籍外流贩毒最为突出,2014年占全省总数的9.8%。目前全县在册吸毒人员达4000余人,隐性吸毒群体超过2万。

　　禁毒工作中的单打独斗开始被大家所诟病。

　　“临泉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近80万人,外流吸贩毒人员数量多,然而很多时候禁毒缺乏联动和配合。”临泉县政法委第一书记张晓东发了“牢骚”。

　　在他们查获的案件中发现,不少毒贩在千方百计将毒品带出广州、昆明等重点监控地区后,一路几乎畅通无阻到临泉。

　　“我们查获过一辆经过改装的吉普车,车座下方的隔间里放着满满几十公斤的海洛因,两个毒贩交替开车,昼夜不歇,愣是从云南开到了临泉。”张晓东说。

　　对外流吸毒人员的定期尿检监控也成了难题。目前采取户籍地公安管理,造成“看不见,难管着”的窘境。

输在“最后一公里”

　　上任之初,雍磊曾劝返22个吸毒人员回乡尿检,然而当他们慢条斯理从外地回来时,检测结果却是一切正常,“他们在路上耽搁久一点,憋着不吸,体内的涉毒成分也就逐渐降低,难以检测出来。”

　　还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禁毒工作输在了“最后一公里”,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速了毒患的蔓延。

　　侯超云已经在瓦店镇侯寨村做了35年的村支部书记,多年的工作让他对全村4000余口人的整体情况极为了解,然而谈到新形势的禁毒工作,他还是摆摆手,“我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像他这样的“老支书”在临泉的各村比比皆是,村两委班子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且大多小学文化。“没读过书,不懂法,一些禁毒基本常识也未能普及。”瓦店镇肖坡行政村驻村工作队成员焦学仁告诉记者,面对毒患,“老人们”一度不知怎么管。

　　“农村就是熟人社会,临泉地处皖北平原,居住集中,就更是这样,同家族的人涉毒,村干部经常是能瞒就瞒。”后韩村4000人,却只有五大姓,形成了五个家族,“你说都是天天打照面的自家亲戚,大义灭亲容易么?”61岁的村民余曹山坦言。

　　“单是2010年庙岔就有7位村干部因为直系亲属涉毒被撤职。”张晓东说。

　　更为可怕的是村干部直接参与毒品犯罪,有的是“入股”,有的帮忙“望风”,有的干脆直接参与到贩毒环节。

　　“基层待遇低,极易受到诱惑”,临泉县组织部长刘峰介绍,在近年来的排查工作中,几乎年年都有村干部参与吸贩毒的情况。

　　“现在想来,的确是‘风’的问题,临泉的风气坏了。”这一年,雍磊似乎有些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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