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历史寻踪·二战记忆）

1947年7月25日，索尼娅一家人从上海回到德国。

照片由索尼娅本人提供

索尼娅在上海的儿童身份证。

照片由索尼娅本人提供

索尼娅在翻阅一家人与上海相关的资料。

本报记者 冯雪珺摄

柏林东郊一座小镇唯一的主街拐角旁，76岁的索尼娅·米尔伯格已伫立多时，等待记者的来访。索尼娅·米尔伯格更喜欢别人叫她索尼娅，或者“苏娅”——这是她请一位中国朋友起的中文名。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去年落成的“上海名单墙”上，共计13732位原上海犹太难民姓名，均由索尼娅一一审核确认。此外，她还帮助建立了上海犹太难民数据库。在索尼娅心里，有着一段别样的“中国记忆”。

记者来到索尼娅的小屋。屋内随处可见中国的印记——墙上的兰梅竹菊的壁挂，桌上的紫砂茶具，地上铺着的绣有祥云纹路的地毯。在墙上挂着的结婚照上，容貌青涩的索尼娅身着一袭绿色旗袍。“带有中国传统绣纹的布料，是我在柏林一家东方货品店里找到的；旗袍纽扣结是在书里找到做法，自己做出来的；衣服样式是凭借童年记忆，指导裁缝制作的。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披上白色婚纱，是因为中国始终在我心中。”索尼娅激动地握住记者的手，“中国是我的出生地，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纳粹上台后，索尼娅的父亲被押入达豪集中营。有孕在身的母亲，通过纳粹管辖下的法兰克福犹太人委员会，打听到了父亲在集中营的编号——当时，集中营内的犹太人没有姓名，只用编号来区分。随后，母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堂兄设法得到了一份特殊的文件——印有签章的去往中国的空白旅行签证许可。“有了它，我父亲得以从集中营里逃脱。”拿到临时出国文件后，索尼娅的父母开始了紧张的逃亡之旅，最终于1939年3月29日，抵达上海虹口区。

同年10月26日，索尼娅在当时的宏恩医院（今上海华东医院）出生，当时的虹口，是公共租界区，索尼娅一家和上万名犹太难民得以在此栖身，簇居在这个并不宽裕的区域。当时的中国在战乱之中，索尼娅一家的日子并不宽裕。即便如此，索尼娅回忆童年时，对上海充满感激：“父亲在为一名中国人做翻译工作，全家得以维持生计；我和父亲中国老板的女儿年龄相仿，成为了一起玩耍的好朋友。没有上海，我们就会和留在欧洲的亲戚一样，死在集中营里，我甚至不会出生。”

很多逃离纳粹魔爪的犹太人，不愿提起那段历史。在核实犹太难民名单的过程中，很多难民子女告诉索尼娅，他们的父母从未分享过逃亡的回忆。因此，索尼娅收集犹太难民姓名、恢复上海逃亡记忆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一名年轻女性在“上海名单墙”上发现了父母的名字，并在数据库里找到了相关资料，特意辗转多方联系她表示感激：“父母在世时，我从不知道他们在上海的经历。现在，我知道了他们的那段历史。”

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个家族可以传承的集体记忆。索尼娅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上海名单墙’，这是生命之墙。”

（本报柏林6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