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重走万隆，铭记辉煌再前行

4月，印度尼西亚告别连绵的雨水，迎来阳光丰沛的最好时节。60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抵达美丽的山城万隆，凭借智慧、诚意和努力，在亚非会议上展现一个全新的中国。

时光荏苒，一转眼已是亚非会议60周年的盛大纪念。当年的“爪哇巴黎”如今修葺一新，路灯悬挂着会议彩旗，整个城市都在兴奋地期待。

人们说，纪念是为了前行。那么在一个甲子之后重走历史之路，沿着中国代表团当年的足迹探访那些关键节点，或许能给予我们更多前行的力量。

万隆机场：殊为不易的180公里

现在，印尼已经进入旱季，即便是在群山笼罩中一向多雨多云的万隆，每日正午阳光也十分炽烈。从万隆市中心往西北驱车5公里，四面环山的侯赛因·萨斯特雷纳加拉机场便映入眼帘。

和印尼大多数机场一样，万隆机场也是低矮的民族风格建筑，外表小巧简约，并不起眼。但人们知道它的悠久历史后，情不自禁地对其另眼相看——

侯赛因·萨斯特雷纳加拉机场外景。庄雪雅摄

这座机场最初由荷兰殖民者兴建，当时它的所在地还叫安迪尔村，机场也曾以此冠名；印尼建国之后，翻新扩建了机场，并以本国航天英雄命名之。

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的万隆之行。

如今的万隆已是印尼第三大城市，铁路、高速公路早已修通，往返首都雅加达，自驾反而比坐飞机省事不少。记者驱车180公里，不到3个小时即可抵达万隆，一路山间美景一览无余，十分赏心悦目。但在60年前，这段路程全是山地，一路陡峭颠簸，安全形势也令人担忧。

山路不好走，那乘飞机呢？“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令所有人惊魂未定，据时任中国驻印尼使馆副武官易飞回忆，当时的万隆机场只能供小飞机起降，小飞机只能低飞，很容易遭到武装袭击。

侯赛因·萨斯特雷纳加拉机场。庄雪雅摄

因此，虽然印尼政府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部署大批军警，但对于一路坎坷的中国代表团而言，如何才能平安抵达万隆，成为一个大难题。易飞说，使馆将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后，他只说了两句话：相信印尼政府，尊重印尼政府安排。就这样，万隆机场迎来了中国的客人。

在欢迎的人群中，一个圆脸男孩左手捧着鲜花，右手拉着个小姑娘，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周总理面前。总理接过鲜花，笑呵呵地和两个孩子握手。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成为亚非会议的经典影像之一。

当年的献花少年梁思谋如今已经73岁，回忆起那段经历，激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当时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想说的什么都忘了，只是连连说‘您好，总理！’”

老先生如今旅居香港，60年前的盛会成为他一生的情感羁绊。每逢亚非会议纪念，老人都会专程赶回万隆。此外，他还是学生组织“亚非会议青年领袖模拟大使”的热心赞助人，“为总理献花是一生的荣幸，我绝对不可能忘记。”探寻历史的人会发现，像梁思谋这样为亚非会议出力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很多……

达曼沙利街10号：爱国华侨的拳拳之心

在印尼语里，“达曼沙利”的意思是“水宫”，但这条街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样豪华：狭窄的山城小路曲折而上，一侧是陈旧的汽车修理铺和小吃摊，一侧是很有年代感的小别墅。路边没有人行道，行走时摩托车不停从身边呼啸而过，险象环生。街上曾经有过的辉煌胜景，似乎已经湮没在岁月的烟尘中。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前，东道主印尼面临着一大窘境：印尼仍未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万隆更是缺少像样的酒店，如何安置各国首脑？大会工作人员、后来担任苏加诺总统私人助理的司徒眉生提出，可以向华人富商借别墅一住。于是周总理、陈毅元帅住进达曼沙利街10号，借宿在华侨郭贵盛家。

达曼沙利街离主会场独立大厦仅3公里，交通便利；而据历史记载，这栋别墅位于一个独立的高坡上，便于警卫。为了欢迎总理，郭贵盛夫妇俩特别将被褥床单全部更新，自己则临时住到酒店。

现在的达曼沙利街。庄雪雅摄

热情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不仅是郭贵盛一家。总理住处需要经常接待各国贵宾，侨胞们主动提供大量沙发座椅、家具家什，甚至为了让自己的家具被选用争执不下，最后大家只好各退一步，每家都选一些。

为妥善安排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起居安保，印尼华侨专门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华侨支持祖国亲人委员会”。据当时负责亲委会联络工作的邱章龙回忆，为了确保总理出行安全，万隆侨社特地邀请曾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过贡献的万隆洪门洪义顺公会担任保卫工作；迎接总理车队时，他们还安排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大汉，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

现在的达曼沙利街。庄雪雅摄

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的食品安全，侨团派专人去不同地方采购食材。送交代表团前，华侨们自己都要先尝一尝。此外，华侨们还自发组织了160多辆新型轿车供代表团使用，自己则充当司机，分批日夜轮流值班。

许多当年参与后勤和保卫工作的侨胞都已作古，子女也已垂垂老矣，却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父辈的贡献。张娟妮至今念念不忘，母亲张容珍曾经给总理的房间缝窗帘，总理最爱吃她炒的韭菜鸡蛋……

在那几天里，许多侨胞为了看总理一眼，长久地守候在达曼沙利街10号门外和往返会场的路旁。张容珍次女张婉媚说，当时华侨学生们比着谁看到总理的次数多，“我数啊数，一共见了总理20多次”。而据亲历者说，达曼沙利街10号别墅的灯光常常彻夜明亮，那是总理在工作。

独立大厦：中国代表团力挽狂澜的见证者

和人们想象的不同，万隆市中心的“亚非大道”其实并不宽。这条四车道的单行道将城市分成南北两部分，是最主要的交通干道，除了清晨深夜，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拥挤不堪。

在车辆的喧嚣中，路边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显得格外美丽静穆。至今已有120年历史的白色小楼由荷兰人建成，原名“协和馆”，起初只是欧洲殖民者的俱乐部，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将其更名为“独立大厦”。这座小楼如此名扬四海，就是因为它见证了60年前那场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的亚非会议。

蓝天下的独立大厦。庄雪雅摄

中国代表团的万隆之路早在开始前就面临波折。会议发起国印尼、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早在1954年已就召开大会达成一致，但在是否邀请中国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大会秘书长鲁斯兰在《万隆脉络》中回忆，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兼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一些国家明确反对中国参会。

蓝天下的独立大厦。庄雪雅摄

苏加诺则坚持邀请中方，并明确指出“中国不参加，这个会就毫无意义！”他还派司徒眉生与中国驻印尼外交官“闲聊”，通过民间途径将印尼真诚期待中国参会的愿望、其他国家的顾虑等信息传递给中方，帮助当时仍处在西方国家封锁之下的中国准确掌握信息、灵活制定策略。

蓝天下的独立大厦。庄雪雅摄

在各方努力下，4月18日开幕的大会上出现了中国外交官的身影。但谁都没能想到的是，倡导合作、友好的亚非会议竟给这个年轻共和国的代表团设下三道关卡。

会议第二天，与会代表中突然出现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声音，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中方决定将原定的发言稿分发给各国代表团，周恩来总理则临时起草了补充发言。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存异的主张，就这样驱散了笼罩在会场上的阴云。

“我心里和整个会场的气氛一样，由担心转为振奋！”坐在礼堂二层记者席上的司徒眉生目睹了全过程，他事后回忆，当时苏加诺对鲁斯兰说“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独立大厦内部主会场大厅。庄雪雅摄

4月22日以后，会议进入分组讨论。然而美国此前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公然提出“对世界之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并利用朝鲜战争及台湾问题制造舆论，要求亚非会议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做法，矛头直指中国。会场上又出现了分歧。

对此，周总理在与各国代表的讨论中心平气和地解释、澄清了中方在朝鲜及台湾问题上的一贯作为，并适时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声明，强调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终于平息了一场酝酿中的风波。

然而，就在会议成功在望时，代表们又因联合公报的措辞陷入争议。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翻译的黄书海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有代表说“共处”是共产主义国家使用的名词，对此周恩来总理表示，乐意改变说法，采取《联合国宪章》中所提的“和平相处”。

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29个与会国家和地区一致通过的联合公报在《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印尼总统大学副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班尤对记者表示，除了提出“求同存异”理念，中国代表团还多次力挽狂澜、弥合会议中出现的分歧。会议最终能通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亚非国家能首次向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贡献巨大。

司徒眉生回忆，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周总理领导的中国代表团不是抓住机会与各国代表交谈，就是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会见，“每一个成员都是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有人统计，周总理7天中共参加16次会议，进行10次会谈，举办15次招待宴会，每天睡眠时间不足3小时。

会议亲历者、中方代表团成员张彦说，中方的努力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肯定和信任，周总理更是凭借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热爱。

历史之路：铭记、反思和前进

1980年会议25周年前夕，独立大厦被开辟为博物馆，此后屡次翻新、扩建，如今已成为印尼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现在，博物馆外竖起的100多根旗杆已经旗帜招展，静静迎候来自各方的代表。

走进刚刚翻修结束的展览厅，迎面可见按照会议实景陈设的主席台，会议5个发起国的领导人蜡像神情肃穆，身后竖立着29个参会国家和地区的旗帜——刚刚独立的苏丹甚至来不及设计国旗，便用一块写着国名的白布代替。主席台对面硕大的石质地球仪上，与会国家和地区都以金色标出，一眼便看到了中国。

独立大厦内部，实景主席台。庄雪雅摄

展厅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是集中悬挂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29块匾额以与会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字刻写而成，在灯光的照射下，庄严的文字熠熠生辉。另一侧陈列着亚非会议的相关文物和图文资料。无论是质朴的藤编桌椅还是略显笨重的相机和打字机，都是会议期间所使用的原物，凑近观察，历史的印迹清晰可见。文物对面，展板的历史资料详尽介绍了亚非会议的由来、筹备和召开情况，其中两幅巨照格外吸引眼球。

其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残骸图片。这场震惊中外的惨剧用血淋淋的现实警醒所有人，寻求独立、和平、协作之路绝非坦途。它是一道伤疤，即便在60年后都还隐隐作痛；也是一种力量，不断提醒人们万隆精神的来之不易。

其二就是周总理接受梁思谋献花的照片。“那时候太小，光顾着激动，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作出了多伟大的贡献，”梁思谋说，“会议陷入僵局时，周总理开阔的心胸和高度的智慧让分歧各方愿意存异求同，没有他，亚非会议就不会这么成功。”

独立大厦内部，新闻官在进行讲解。庄雪雅摄

步出博物馆向东望去，一街之隔的萨沃尔—霍曼饭店也已装修完毕，这座灰色的四层建筑是当年各国代表团的指定酒店，荷兰式的厅堂中处处悬挂着亚非会议的历史照片。有趣的是，虽然周总理最终没有下榻此处，酒店大堂还是珍而重之地展示着一本“1955年亚非会议贵宾纪念册”，第一个签名便是“周恩来”。

装修已毕的萨沃尔—霍曼饭店。庄雪雅摄

酒店中陈列的周总理参会贵宾名册。庄雪雅摄

酒店中陈列的周总理参会照片。庄雪雅摄

亚非会议纪念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告诉记者，60年前，苏加诺、周恩来、尼赫鲁等亚非领袖就是从萨沃尔—霍曼饭店出发，完成了到会场的“历史散步”。短短200米的路程中，各国代表谈笑风生，成为一段佳话。这条“历史之路”如今已经修葺一新，沿街的彩旗条幅迎风招展。托马斯说，24日举行的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中，与会代表们还会重走这段路。

“重走万隆路也好，举行会议纪念也好，都是对60年前承诺的坚守，”托马斯说，新时期的亚非会议不再仅仅着眼政治独立，更将重视经济发展，为万隆精神注入新的内涵。（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记者 庄雪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