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纸贵”的日子 记者忆述对于“仇和新政”的报道

央广网北京3月17日消息（记者郭静）2008年3月，我还在《新闻纵横》当记者。那时每逢两会，都是纵横记者“储备弹药”的时间：因为纵横成了“两会专题”，我们比平时有了更充裕的采访时间，也有更多时间研究问题。我们都被主任“轰”了下去，我和天思报了个选题：去昆明采访“仇和新政”。

仇和是三个月前即2007年12月23日从江苏“空降”昆明的，此前，他担任江苏省副省长。这位新晋的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一到任，就和当年在宿迁一样，强势推出一系列新政，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目光：现在在网上搜索，依然还能看到当时众多媒体的报道：《仇和履新重回“一把手”：主动向媒体要负面报道》、《仇和新政70天》、《仇和妙语录》……领导给我俩的任务是：观察。

能采访到仇和本人，无疑是我们的最高目标。但是，此前已在江苏沉寂几年的仇和，变得非常低调。我们请云南站的同事帮我们联系市委，结果是婉拒。仇书记的答复礼貌客气，倒也在情理之中：“刚到昆明，多干少说，谢谢媒体朋友关心！”。

走近“仇和新政”

记者当时在昆明采访

我和天思在昆明街头闲逛。那天恰巧是3月3号，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开幕，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当天用了2个整版公布了昆明市450名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协委员的联系电话——这已是昆明从2月16日以来半个月里第三次大规模公布领导干部及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公众人物的联络方式了——好，就从这儿做起！

我们开始采访。走访了报社总编，抢购报纸的市民，被公布电话的干部……采访越深入，疑惑反而越多：公布电话是好，可谁能保证24小时接听？领导们要开各种各样的会，一旦电话被一个又一个转至秘书、其他工作人员甚至热线值班电话上，是不是违背了公布领导个人电话的初衷？公布干部电话看似是一种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手段，但本来完全应该直接找相关单位去反映问题的市民，动不动给上级打电话，上级再层层批转、层层落实，这是不是行政资源的浪费？公布领导电话，到底是为拉近干群关系、方便群众“做事”还是为树立某种政治形象“作秀”？

那是我第一次到昆明，第一次领略到3月昆明的阴冷。我还记得，在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的宾馆房间里，我和天思整晚热烈地讨论。我们找来云南站的陈鸿燕，把我俩的疑虑一股脑地倒给她，非要她给个主意。

陈鸿燕是个快言快语的姑娘，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这些质疑，她的一些干部朋友也有！这下可中了我和天思的“计”！我俩一唱一和，非要她给我们介绍几个干部朋友，而且，必须是“真朋友”那种！——其实在此之前，我和天思已达成一致：既然新书记是拿“干部”开刀，我们当然该了解干部的想法和感受；但此前，我们接触的干部，对我们都有所防备，说的净是场面上的话，而要想听真话，就必须私下里找真朋友！

陈鸿燕先开始积极性还很高，给我们联系了好几位她的干部朋友。可随着采访逐步深入，这姑娘开始有些担心。她对我和天思说，“你们报道完了，拍屁股就走了，可我朋友还要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不能害他们！”

其实，我们也很清楚这种采访的利害性：一旦对当事人保护不利，断送的可能不只是人家的政治前途！我和天思承诺，一定匿名，一定变声！

勾画“仇和新政”

记者当时在昆明采访

采访是在茶楼、酒店这样一些休闲的地方完成的。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对方才会放松。能不能录音，哪些可用在将来的节目里，哪些只能作为闲聊……我们都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就这样，在那七八天时间里，我们马不停蹄，采访了几十名当地的各级干部，逐步勾勒出新书记的形象轮廓。

昆明是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城市，“行色匆匆”的仇和确实给这里带来了一阵旋风。官不好当了，我第一次听官员嘴里说出这四个字：“官不聊生”。后来在报道里，我们这样形容仇和给昆明官场带来的冲击：

对于习惯了慢条斯理的昆明官员来说，这些新措施推出的速度显然太快，恐怕为数不少的干部会感觉跟不上，很多官员可能开始会嫌自己官大，因为“官越大，工作越多，责任越重”……而对于昆明百姓来说，这次昆明一系列新举措的出台，几乎就像看一部大片，新鲜，刺激，开始时置身戏外，慢慢地也逐渐成了戏中的一个角色。而要描述很多昆明官员目前的心态，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惶恐”！

但是，强势的仇和到任昆明后，当地的确又出现了诸多让我们颇为疑虑的地方。

履新第三天，仇和到昆明近郊的富民县进行调研。中午，在与随行的官员午餐时，他提议，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打包带走。也许是他随意说的一句话，却让富民县随后大动干戈：又是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又是成立领导小组，还把往年通常都与“农”相关的1号文件定为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的“文明就餐新风尚”，还规定，违者轻则批评教育，重则领导撤职。

在呈贡县，还有一名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因为在招商引资讲座上打瞌睡，被仇和当众批评。没过几天，这位副局长不得不引咎辞职，受到牵连的正局长还到县电视台去作了公开检讨。

这两件事情的结局，也许并非仇和一手推动，但新书记的绝对权威，是肯定树立起来了，而他本人对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纠偏，显然不尽如人意。

采访中，我们还发现了更为让人疑虑的事情。在后来的报道中，我们这样描述我们的发现：

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的反映，说现在的“新昆明建设”变成了“再造一个宿迁”。不仅市里专门从仇书记工作过的宿迁请来“老师”给干部们上课，一些区县、部门也主动派人到宿迁学习，期望能够得到一些“未来的启示”。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教授点评说，宿迁无疑有先进的经验值得昆明学习，但像现在这样“言必谈宿迁”，则的确应该引起警惕，这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在学习，有多少人又是在拍新书记“马屁”、推行另一种官场文化？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了更为突出的问题：

和当初在宿迁一样，仇和将招商引资看作是昆明的第一要务，以公布领导电话为代表的所有打造软环境的举动其实都是为招商引资服务。昆明市已抽调100多人组成35个招商分局，分赴全国各地展开拉网式驻点招商，以实现今年招商引资数额达到去年2倍的目标。而这些艰巨的任务已分解到各个部门，包括公安局、司法局等公检法单位。这些公检法单位如何完成动辄几千万的招商引资任务？采访昆明干部时，记者曾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可即使这样，这项工作依然被顺利地布置了下去。

当我和天思带着这一肚子困惑回到北京，两会已胜利闭幕。如何表现我们此次在昆明“观察”的结果？我们与主任燕辉、侯永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要知道，节目播出之时，正逢两会结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应表现各地积极落实两会的新精神、新措施，何况仇和是个刚刚提拔、主政一方的副省级干部。如果把我们的疑虑都写出来，肯定是有风险的。但我记得，当时的两位主任没有一丝犹豫。

节目于那年的3月24日至27日连续四天分四期播出了。我们回到北京后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的杨小军教授，整个报道，正是以他的点评结束的：

结合领导电话公布前后昆明官场发生的一些变化，杨小军教授认为，这恰恰说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他说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如长官意志、官本位等官场“文化”、官场“潜规则”决不是一人一事冲击一下就会土崩瓦解的，我们更需要制度上强有力的推进。而对于昆明在招商引资上的极端做法，杨小军教授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杨小军：让所有的国家机关，包括公检法责任机关去招商，我觉得这个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做法，要求这些部门去从事招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得到及时的纠正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总量的发展问题，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GDP经济，我们首先重视这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叫什么？又好又快，那首先是一个好的问题，这个好里面就包含着各种结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让所有的国家机关去分解指标，去完成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多少有点重复我们有些地方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种唯经济发展是论的这种做法的翻版，这是值得怀疑的。

没有人能否认昆明正在进行的改革探索的意义，但是这也并不妨碍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善意的提醒。所以我们更应该说，在三月的昆明，我们看到了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它有一个更完美的结局。

用心观察，用思想说话，以责任赢信任

中国之声主持人郭静

今天回想起这组报道来，我只想说，要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闻，离不开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需要我们有恒定的价值观，有专业的发现眼光和能独立思考的大脑。独立思考，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行为逻辑，它应贯穿于你所有的采访行为中，无论你是记者编辑还是主持人，无论你面对的是高官还是百姓，无论你做的是所谓正面报道还是舆论监督。打动自己，才能打动他人；你有质疑，他人一定也有。

采访官员其实是难度很大也有一定风险的事情。公众人物往往比一般人包裹得更严密，他们的光环也往往更迷惑人。但其实，我觉得报道他们也没什么深奥得不得了的诀窍，就一点：他们也是人，一个人做事总有他的逻辑，我们所做的事就是，了解他的逻辑。

我非常感谢当时的领导对我们的信任，更佩服他们勇说真话、敢担责任的勇气。说实话，今天回头来看当年的稿子，我都有些后怕：怎敢说一个现任的副省级干部推行的做法“违背国家法律”？我也在反思，如果今天是我审稿，我是否会让记者把这段录音剪掉，以保安全？

以责任赢信任，不是一句空话。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这么走着。

我不敢说自己所有的报道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作为记者，那应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