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刘树海的“土地故事”【2】

　　土地全流转，蓑衣樊村村民有了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村内不能外出务工的35名村民，按集体安排从事农业生产，领取报酬。记者来到35人之一的仁立忠家时，他正在为外孙准备晚餐，锅里热气腾腾，米饭清香四溢。

　　土地流转前，仁立忠家的土地总共不到两亩半。“当时一亩地一年能赚370元，总共能赚800多元。跟着‘兄弟’干后好多了！”62岁的他亲切地称刘树海“兄弟”。他笑着告诉记者：“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现在我在合作社干活儿，一年负责种44亩地，收入1万多元。”

　　■“有了‘分红合同’，还要有防风险的政策”

　　2013年，蓑衣樊村所在的鲁北地区遭受严重涝灾，很多旱田颗粒无收。由于种植的品种为水稻，蓑衣樊村逃过一劫，然而稻谷产量因此损失近三成。

　　“如果是旱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对于合作社承受的风险，刘树海仍有顾虑，“风险保障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

　　现在，除了小麦、玉米、棉花每亩缴纳10元农业保险，农民个人缴纳20％，财政补助80％，受灾每亩最高赔偿450元外，流转大户没有任何保险措施，如遇自然灾害，很可能就难以向农民支付土地租金。

　　刘树海建议，建立流转大户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加大对土地流转种养大户的农业保险补贴力度，如遇上天灾后起码能够保证支付农民土地转让金，避免损害农民利益。

　　截至目前，蓑衣樊村所在的高青县土地流转总面积已达9.53余万亩，约占全县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14.36%。

　　“听说蓑衣樊村还从邻村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记者问。

　　“土地流转规模，不是越大越好。”刘树海沉默片刻说，“规模一定要适中。基础设施、机械设备、管理水平都要跟上。要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我认为，中央提出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当于当地户均承包土地面积10至15倍，有科学道理。”

　　在刘树海看来，怎样让农民与集体形成利益共同体，才是问题的关键。

　　■“土地流转后，不能都不种粮”

　　记者在离蓑衣樊村不远的宁家村看到，村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搭建蔬菜大棚。

　　“一个大棚的投入是20万元，但预计种植有机蔬菜两年就能收回成本。”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过去这里都种小麦，土地流转后都集中改种蔬菜。

　　“流转的土地90%已经‘非粮化’。”高青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韩凤云担忧地说，“蔬菜种植收入远远高于种粮收入，希望国家加大对种粮的补贴。”

　　“都改种蔬菜，吃饭就成问题了！”刘树海强调，“非粮化”“非农化”是土地流转要避免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要想办法让农民从土地中增收、从种粮中致富。

　　的确，土地流转，转的不只是土地，还有观念。

　　傍晚六点，蓑衣樊村党支部院里的“留守儿童之家”灯火通明。

　　20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二十张课桌。书架上，有六层花花绿绿的课外书。黑板上保留着数学公式和卷起的投影幕布。一位老师正在给孩子辅导作业。有的孩子把外衣上的帽子戴在头上，一台柜式空调，似乎还不足以驱散寒冷。

　　7岁的何家奇正在看书，当问及他父母时，他有些拘谨。“爸爸妈妈在张店送水，一个月回来一次。”小家奇的眼里充满期盼。

　　“像家奇一样，每天放学后来这里学习的孩子有43个。”刘树海清楚地记得这里每个孩子的姓名。

　　“土地全面流转，村民走出去不再有土地的束缚，但孩子们需要更多关心。”刘树海给留守儿童们安排了校车、学习室；给老人们布置了老年活动室，有台球桌、棋牌桌、按摩椅，但他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

　　故土，是所有中国人的情结。离开土地的人们，将以新的方式告别，也将以新的方式开始。

　　大芦湖边，芦苇在风中起舞，红瓦黄墙的民房整洁明亮。

　　刘树海笑着说：“这个位置拍夕阳是最美的，要是你们不怕冷，我带你们去体验渔船，明天早晨，我还可以陪你们拍最美的日出……”

　　（光明日报记者 冯蕾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