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醒警惕“穿马甲”式腐败 变种多样察觉难

　　常言道：“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节。”节假日是“四风”问题易发多发的节点之一。今年“五一”前夕，全国至少有24个省份纪委下发了强化节日期间执纪监督工作的通知，其中不少地方还开通了监督举报快线。而中央纪委早在4月初就对纠“四风”作出部署，不仅在网站开通监督直通车，邀请网友晒一晒身边披着隐身衣的“四风”问题，同时派出7位中央纪委副书记赴全国7地调研，防止“四风”反弹。

　　专家认为，节假日是“穿马甲”式腐败的高发期，在各个节假日来临之前提前部署反腐败行动，可以有效预防和遏制此类腐败问题。

　　“四风”隐身衣

　　及时发现“变种”的腐败形式

　　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公车私用、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监督力度的加大，不正之风“由明转暗”，披上了一层“隐身衣”。为此，今年4月初，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每月“题”栏目中，邀请网友揭露那些改头换面的腐败手段。据统计，近一个月来，该栏目中网友的留言就有500余条——

　　“听说党政机关把公款吃喝都转移到农家乐了。”

　　“领导的孩子结婚，上级不是不让大操大办吗？有的就今天请两桌，明天请两桌。”

　　“不让用公车了，自己搞个私家车，可是费用却不用自己出。”

　　“通过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来给领导干部送礼(送电子商务卡)，送礼者与收礼者都不需要见面，一条短信、一个微信，就产生和完成了钱权的交易。”

　　“现在收受贿赂都不用现金了，通过透露股票交易内幕实现变相贿赂，这种方式更加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说好听一点是炒股赚的，其实就是变相贿赂。”

　　“查干部办公用房时，在办公室门上写一个‘小型会议室’，自己的办公室就成了单位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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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的留言，揭开了“四风”问题的种种隐身衣。笔者梳理发现，网友曝光的“四风”问题隐身衣，主要集中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变相送礼、权力寻租等方面——

　　公款吃喝：从大酒店转入私人会所；在内部食堂设高级包间；用低档酒瓶装高档酒。

　　公款旅游：以学习考察、调研为名。公车私用：私家车费用由公家报销；公款购买的新车挂靠在司机名下；低价拍卖公车。

　　变相送礼：电子礼品卡、微信红包等成为“送礼神器”；送假字画再高价拍回。

　　违规报销：搞空壳企业报销隐蔽支出；从下属单位走账；巧立名目发福利。

　　权力寻租：退休后寻租；改制成私企；让私企给身边人好处；让亲朋顶包拿项目。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有关人员介绍，在“五一”前推出“每月“题”栏目，目的是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和网友就“四风”隐蔽形式进行互动，对试图违规违纪的人员进行警示，给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猛击一掌”——小聪明犯不得！

　　受访专家认为，开通网络监督举报平台在于为公众提供更方便快捷的渠道来举报“四风”问题，是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有效方式，反映了纪检监察部门对“四风”问题的“零容忍”态度，以及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坚决惩治“四风”问题的反腐败决心。

　　“当前反腐败的趋势就是鼓励民众参与。反腐败需要跟上腐败的节奏，仅靠自身的力量，纪检监察机关很难及时发现‘变种’的腐败形式。”4月30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在接受采访时说，“要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成效，不能关起门来反腐，把老百姓晾在一边，而要不断创造条件让老百姓参与。只有充分实现公众的表达权、监督权，大家对反腐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才会提高，反腐成效才能提高。”

　　“四风”隐身衣

　　警惕“穿马甲”式腐败

　　“这一现象反映了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就像病毒产生‘变种’一样，反腐败的方式在变，腐败的形式也在跟着变，此时反腐就需拿出新‘药方’来。”杜治洲认为，“四风”问题隐身衣，就是腐败手段隐蔽化、腐败形式多样化的表现。一些腐败官员甚至努力使腐败“合法化”，让腐败行为与人情来往、正常公务活动混合在一起，造成一种“察觉难、查处更难”的状态。

　　“几乎所有的腐败都试图给自己一个合理化的外衣。”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廉政与反腐败研究中心主任李辉表示，“穿马甲”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新现象。“比如，举办各种评比、摸奖活动，实际上是给领导干部发福利；对本辖区内进行检查、视察，对其他地方进行考察和调研等，实际上是用公款游山玩水。”

　　李辉认为，出现“穿马甲”腐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对于合理化的公务支出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和规定，公款消费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够，其中存在许多不合理和可以钻空子的空间；二是公务支出的透明程度太低，领导干部对公款的支配即便知道是违反规定甚至是违纪违法的，但是由于不公开透明，心理上也会无所忌惮。

　　在杜治洲看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作风是表、思想是里、制度是根。作风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问题和制度问题。“老百姓不能使用公车，但是领导干部可以随意调动公共资源，这就是特权思想在作怪。”

　　“在目前中央加大力度打击‘四风’问题的环境下，可能腐败穿的‘马甲’会更隐蔽一些。因此，辨别和区分合理的公务活动与变相的腐败行为，划清二者的界限非常重要。”李辉说，一方面要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利用网络揭发和暴露各种隐身衣；另一方面，政府公务支出要公开、透明。

　　“四风”隐身衣

　　需要强化节日监督

　　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日前表示，改进作风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抓、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不是喊喊口号就过去了。他认为，“五一”是一个重要节点，“四风”问题可能会有所抬头，并以更隐蔽的形式出现，比如变相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以及铺张浪费现象等。

　　为避免“五一”期间“四风”问题反弹，早在4月初，中央纪委就“五一”前后纠“四风”作出部署，要求采取加强宣传教育、畅通监督渠道、严查违纪问题、狠抓通报曝光等措施。同时，7位中央纪委驻会副书记于4月18日至25日，分别带队到辽宁、河南、天津、浙江、贵州、广东、甘肃进行调研，对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工作进行指导。

　　在中央纪委的带动下，“五一”期间，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纷纷采取实际行动，严查顶风违纪行为。北京、陕西、福建等地开展了明察暗访工作，严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领导干部出入私人会所等“节日病”。贵州明确提出坚决查处各种走地下、搞变通、玩规避的隐形“四风”问题。四川提出禁止收受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江西称，要念好作风建设的“紧箍咒”，紧盯重要节点，强化节日监督，揭开“四风”隐身衣。河北称，特别注意公款购买和收受电子礼品卡等行为。

　　截至目前，至少有24个省份纪委已经分别以下发通知或出台规定的方式，对可能会抬头的“四风”问题进行严控。不少省份纪委监察局向下级党委及纪委下发通知后，地市也各自对应出台规定，以强化、细化省一级的纪委通知。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重要的节假日等腐败问题集中发生的时间段，提个醒、打个预防针，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警和敲警钟的作用。”杜治洲说。

　　李辉表示，节点防腐是针对腐败形式合理配置反腐败资源的一种手段。“纪检监察机关从长期的反腐败经验中发现，节假日是‘穿马甲’腐败的高发期，因此在各节假日来临之前提前部署反腐败行动，可以有效预防和遏制此类腐败问题，这就像在汛期之前要做好防涝措施一样。”

　　纪检监察机关的明察暗访，使“四风”问题在“五一”期间有所收敛，但是仍有顶风违纪行为撞在了“枪口”上——5月1日上午，重庆市万盛区水利局的一辆公务用车就被逮了个正着。驾驶员徐某本打算驾车到南平镇接亲戚去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想到刚出高速就遇到了督查组。

　　在严查顶风违纪行为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加大了通报曝光力度。据统计，整个4月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共719件，8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

　　“四风”隐身衣

　　关键要把权力晒出来

　　“当前，一些地方官员仍然沿袭着过去的惯性思维，比如官员有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旧思想。”杜治洲表示，“他们以为中央抓‘四风’可能是一阵风，事实上这不是一阵风。所以，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地方官员的廉政领导能力，也是清除‘四风’问题隐身衣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对怎样根治腐败，尤其是“节日病”，受访专家认为，治本之策在于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

　　“腐败的本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要把权力晒出来，接受公众的监督，仅靠查处腐败案件无法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的发生。”李辉说。

　　杜治洲认为，反腐败，查办贪官是治标，关键在于通过强化制度机制建设，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同时，必须不断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目前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查处腐败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多，反腐败的效率也应当得到重视。如何提高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职业化水平很重要。我们在调研时了解到，现在有些地方的办案人员由于缺乏国土、金融、财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导致一些隐形腐败不容易发现，很难快速、高效地查处腐败问题。”

　　杜治洲同时指出，与中央大刀阔斧地治理腐败问题相比，地方反腐的创新则稍显逊色。“现在地方就是跟着中央的脚步在走，中央出台什么政策、建立什么机构，地方也相应来做。实际上，地方的创新也是有空间的，有些工作很难在中央形成统一，而各地实际情况不一，每个地方可以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比如，有些地方廉政风险防控做得比较好，就可以在这个方面多做努力；有些地方信息化水平比较高，可以在工作中突出网络信息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一方面进行创新。”

　　李辉说，“我国反腐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而且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如何在反‘四风’问题上形成长效机制，有效解决‘四风’问题的反弹问题；其次，如何在与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防治腐败，比如教育、公共工程、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看病就医等；第三，如何提供更广泛更畅通的渠道提升反腐败的公众参与。反腐败并不仅仅是国家的事，只有当整个社会有抵制腐败的能力和愿望时，腐败才有希望被遏制住。”（何青 温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