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跟朱彦夫说:“你残废成这样,劳苦功高,只管享受一辈子就行了。”可朱彦夫却教育他的6个子女要记住:“咱家已经有个特等残废了,绝不能容许再出第二个特字——特殊公民。”
“咱家有了特殊公民,我这个书记怎么当?”
朱彦夫的子女都知道,父亲订了条硬规矩:公家的东西绝不能沾!
朱向欣是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6岁那年秋收,奶奶带她去拨猪草,队里的大婶随手掰了4个玉米棒子塞到她怀里。回到家,奶奶把玉米放到锅里刚要煮,朱彦夫回来看到,火冒三丈地说:“不行,快送回去!”朱向欣一听,捂住锅盖说:“这是大婶给的,不是我偷的!”奶奶也说,咱就违反一次章程,给孩子们解解馋吧。朱彦夫的拐杖敲得当当响:“不行就是不行!咱家有了特殊公民,我这个书记怎么当?”朱向欣眼泪汪汪地把玉米送了回去。
还有一年,公社领导考虑到朱彦夫的身体状况,快到冬天时,买了1吨煤,派人给他送到家里。朱彦夫给钱,送煤的同志不要,转身就走,朱彦夫紧赶慢赶也没追上。后来,朱彦夫打发大女儿朱向华去公社送煤款,可公社领导坚决不要。
转眼到了春节,公社干部照惯例走访老革命,大家本想到朱彦夫家去烤火暖和暖和,可推门一看,脸盆里、水缸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而送来的煤一点不少地堆在墙角。
朱彦夫用残臂颤抖抖地夹出一个油布包,递给公社干部:“这是煤钱和运费。不收钱,煤就是公家的,你收下,咱就烧!”
很多人都以为,朱彦夫有抚恤金,又当村支书,生活一定是村里最好的。可朱向华说,父亲每月的抚恤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情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村里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为了架电买材料,更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小时候,我有很多委屈很多不解,为什么父亲身体都这样了,还让孩子们比别人家的苦?父亲总是要求我们在生活上跟最差的比。”朱向欣说,她家的饭常年是地瓜干煎饼,菜以地瓜秧小豆腐为主。6个孩子结婚,没摆过一次席、收过一回礼。
1996年,朱彦夫创作的小说《极限人生》出版了,当天晚上,他把6个子女叫来,郑重地送给每人一本。“灯光下,父亲在书的扉页上用残臂认真签下自己的名字,还对几个闺女说,‘当年你们结婚没有像样的东西,这本书算是给你们补上的嫁妆’。”朱向华说着,流下了眼泪。
“不要啥事都麻烦组织”
朱彦夫不仅在工作上不愿别人可怜他,同情他,在生活上也是一样。朱彦夫的小儿子朱向峰说,“不要啥事都麻烦组织”,是父亲的口头禅。
由于朱彦夫经常下地,还外出跑电料,断肢时常发炎,再加上长年操心劳累,身体非常不好。新病加旧伤,朱彦夫需要经常住院治疗。
张家泉村离县城40多公里,离村最近的医院也有10多公里。县里早就有安排:朱彦夫看病、住院时,县里优先调派车辆。可朱彦夫说:“我是老毛病了,又不是什么急症,要车干啥?坐班车就行啊!”每次看病或住院,上车送和下车接,全靠子女自行车接送。
朱向峰15岁那年,有一次用自行车驮着朱彦夫去医院看病。下坡时,对面驶来了—辆大货车,路窄车快,朱向峰只好将自行车紧贴到路边去,不料,路边的石头一下子别住了朱彦夫的双拐,他骨碌碌滚到了布满乱石的沟里。
朱向峰只是全神贯注地骑车前行,下到坡底,回头一看,哪里还有父亲的影子?他拼命往坡顶跑,看到父亲躺在路沟的乱石里,鼻青脸肿,两只拐杖甩出去老远。钻心的疼痛,使他的脸扭曲得厉害,嘴里不住地吸着凉气。
朱向峰越看越心疼,流着泪对父亲发起火来:“你身体都这样子了,为啥不要车?如果你想要命,我们就要车;要是不要车,我看你这命也保不住了!”这时,朱彦夫也火了,他爬过去捡起双拐,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一边用一只拐杖敲得石头“当当”响,一边数落着儿子:“啥事都问县里要车,县里的车是专门为咱准备的?我是为国致残,可比起死去的战友,我算个啥?如果啥事都麻烦组织,我还算个党员吗?”
为了照顾朱彦夫,上世纪70年代,上级特意给他家装了部摇把子电话,让他有急事时告诉组织一声,可他从来没有用这电话说过半句麻烦组织的话。
“‘公’字多还是‘私’字多,不是靠喊喊口号就能证实的”
如今,朱彦夫已经81岁了,由于患了脑梗塞,他身体偏瘫,只有左臂还能活动。白天,护工张德良照顾朱彦夫的日常起居。
张德良介绍,朱彦夫每天都坚持读书看报,“他的生活很规律,早上7点半吃饭,然后眯半个小时,醒了后,看看报纸,看看新闻,看到精彩的就记录。现在,只能靠左胳膊写字了。”
张德良印象最深的是,朱彦夫眼里容不得沙子,尤其听不得外面灯红酒绿的事。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只要看到电视上播放和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纠四风有关的新闻,朱彦夫就激动,有次还嚷嚷着“要给习主席写封信”,“干部这么吃不行啊,这么吃太浪费了,能吃掉一头牛、一座楼,这都是腐败啊”。
记者问朱彦夫,当了25年村支书,怎么一直保持和群众心连心?
朱彦夫说,在人的脑子里,有“公”和“私”两个字,到底是“公”字多还是“私”字多,不是靠喊喊口号就能行的,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得到证实。干部脑子里的“私”字多,干的好事就少,成绩就差,质量就孬。干部脑子里的“公”字多,做的好事就多,工作任务就完成得出色。
最后,朱彦夫顿了顿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呀,这样,群众就感到满意,就觉得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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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