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城市的困境
“我们做戏曲,除了北京、上海两地之外几乎很少考虑大陆其余地区,因为真的很难做。当前大陆真正谈得上靠近市场化、有文化氛围的只有这两座城市。”——台湾知名戏曲制作人林恺
2012年底,我国国有文艺院团转制工作在转制、整合、撤销、划转、保留的“五个一批”指导思想下基本完成。其中各省级重点戏曲院团,大都属于没有参与转制“保留一批”的范畴。这些院团每年的农村基层演出所占比重不大,属于坚守城市戏曲阵地的“主力军”。然而,记者调研发现,除浙江、陕西等少数省份的城市戏曲市场有亮点,大多数省份却依然面临困境,其中以东北、西南地区某些边疆省份的问题尤为突出。“实质上,即使在戏曲发展环境较为良好的省份,也难以形成辐射共荣效应。陕西戏曲并没能拉动西北五省,上海、浙江戏曲也难以带动长江三角洲。”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说。
多家省级戏曲院团的院团长或有关负责人均表示了“当前城市市场正处于发展瓶颈期,而农村市场的开发还存有一定空间”这一共同观点。以天津评剧院为例,该院2012年全年演出任务约250场,其中有50余场在农村和基层。“我们除了承担城市演出任务之外,还要开展一系列基层文化惠民工程。”天津评剧院院长蒋连升说,但他近些年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市场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新兴的大小活动为戏曲带来了新的市场,而演出流动性比较强的特点又适宜市场的纵深开发。这部分市场或将成为我院未来发展的新重点之一。”
林恺是台湾知名戏曲制作人,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两岸戏曲文化的传播交流。2011年,由他制作的新派京剧《锁麟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他看来,当前大陆能够真正适宜戏曲生存的一线城市,仅有北京和上海。大陆有好的演员,也有一些好的制作人,但还没有成熟的城市戏曲市场。他坦言:“文化传播和创新,即使不为盈利,也是需要回收成本的。然而当前许多城市并不具备戏曲传播的文化氛围,戏曲观众也不具备基本的文化消费观念。”
“改革后时代”的梦想曙光
“转制院团需要适应,文化氛围需要培养,这些都不是一日之功。戏曲进军城市要有正确方法,从小剧场做起,以点带面实现联动集聚。长期依赖农村市场的局面是难以为继的。”——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
在上海,有着“远东第一大剧场”之誉的天蟾逸夫舞台,通过常年坚持低票价的策略保证了上座率。而这部分的演出差额和政府的扶持分不开,加以上海本地群众原本具有的良好市场消费习惯,使得观看戏曲的观众由“量”的累积产生了 “质”的变化。在天蟾逸夫舞台经理钱丽丽看来,日渐深化的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给各地的戏曲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剧目本身方面,当下城市市场不缺戏,缺让群众看得懂、有思考、与生活紧密相连、富有时代气息的好戏。“相反,那些屡获奖项并获得市场高度认可的剧目几乎不到20%。”钱丽丽说,在政府行为层面,改制后的院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政府的工作应该更加侧重对戏曲文化的教育普及和宣传推广层面,为戏曲扎根城市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同样得益于政府补贴的还有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多年来,该院在政府的帮扶下构建了一座“天天有秦腔”、日上座率近八成的城市戏曲小剧场。农村市场也在由政府统一采购的文化惠民工程中被完全打开了。回忆起早年发展之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副院长董利森颇为感慨:“戏曲在城市生存的困难给我们一度带来了困扰,使得我们一度要靠农村市场求生存。而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院里现今一年演出300多场,农村基层比重约占40%,形成了固定的演出模式。最近我们准备在西安的西大街再建一个剧场,与文化旅游结合,进一步扩大戏曲文化在城市的影响力。”
2004年,一曲青春版《牡丹亭》唱红了沉闷已久的戏曲市场,也唤醒了海峡两岸的城市观众对昆曲那尘封已久的记忆。对此,傅谨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其所引发的文化现象有力地印证了传统戏曲在当代、在城市是完全可以继续生存并良好发展的。”傅谨曾指出“当前的中国戏曲市场主体由大型城市和农村基层构成,诸多二、三线城市却几乎处于戏曲文化真空状态”,并同时提出了“戏曲市场发展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体制改革和小剧场建设,其余都是次要问题”的论断。时至今日,他进一步强调,各地除了合理利用自身剧场资源,继续坚持以小剧场建设经营为发展导向之外,还应进一步尊重市场规律,把握城市观众的消费习惯,在整合传播、宣传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更多地运用现代媒体的手段让戏曲重回城市。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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