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从中外国情看福利模式的新选择【2】

　　其三，从发展阶段看，发达国家早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而我们还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对我们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即使是发达国家那些最成功的福利经验，最普遍的福利共识，因为我们与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是否适合于我们，也需要审视。更何况，尽管它们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发展阶段加快发展社会福利是正确的，但它们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体制机制上难以消除的祸根—责任单一化、机制刚性化。如果我们不及时吸取教训，从我国发展极不平衡、低端劳动力占比偏大的国情看，更容易形成政府背不动的公共债务，更难于应对庞大得多的失业群体。

　　这里面有很多道理，我们必须要讲清楚。我们现在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指的是经济总量，但是，对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来说，总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得看人均。因为养老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上学也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得病是发生在个人的身上，不是一个总量的问题。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很大，但是人均水平还很低，对于社会福利的发展来说，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人均发展水平不是总量。

　　我国的最大优势是人力资源丰富，但这个优势最容易转变为最大劣势。促成这个转变的重要因素就是福利水平太高，会造成就业欲望下降。像希腊现在的失业率那么高，许多人不愿意去就业了。我们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出现这个情况，我们没有“欧盟”，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必须要把就业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大家都勤奋工作，创造财富，那么，全国人民的日子才好过。如果只有一部分人创造财富，一部分人光享受，不想干活了，不想吃苦了，哪怕这部分人占的比例不大，人数也会因我们人口基数大而形成庞大的“依赖族”，整个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就难以保持。

　　诚然，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总体上说还比较低，不会产生严重的福利依赖。但不能由此认为，现在提出防范产生福利依赖问题就是无的放矢。我们必须在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同时，在制度还没有定型，还具有改革余地的时候，搞好制度机制设计，防范重蹈欧洲高债务率、高失业率的覆辙，决不能等问题都很严重了，甚至陷于危机了，再来改革，那个代价就太大了。那就等于白白浪费了历史给后来者留下的吸取教训的机会。如果说先行者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那么，后来者重蹈覆辙就是难以原谅的了。为此，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需要出发，这其实是在以往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自觉坚持的。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有很多探索和创新，有我们自己的优点，为形成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概念已经准备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