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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传达古书整体面貌
“那是在1988年。”1980年出生的王星对这一时间记得很清楚，当时年仅8岁的他与伙伴调皮地爬上表弟家的阁楼，却发现整整一麻袋的中小学课本，都是表弟的爷爷在民国时期用过的。
“印象很深的是一本尺牍课本，里面有图片，内容是教人写信。”被这些课本吸引的王星第一次对古籍产生兴趣，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高中之后，他买了大量的1949年前出版的、与语文相关的课本。
“在2003年之前大家都不关注，把它当做‘垃圾’。从有课本以来，中国的藏书家是不收藏课本的，正规图书馆也不收课本，弄得课本不受重视，没人关注，10元、20元就可以买一摞。”如今，王星的家里收藏的语文课本有2000多册，800多种。这也促使他研究起这些读本的历史。
而豆瓣书友云生，则是因为一次课堂讨论而对古文献产生兴趣。
“当时老师讲了之战，大概是说，晋国和齐国打仗，晋国的主帅卻克在决战时被箭射中了，不过还是挺着，对他战车上的驾驶员解张说自己快要不行了。解张说，这有啥，‘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我还被箭射了呢，还是照样帮你赶车。于是老师让我们讨论什么叫‘矢贯余手及肘’，是把整个小臂射穿到肘关节了，还是把手掌加小臂射穿了？”云生记得有许多同学特别来劲儿地进行探讨，让云生觉得那更像是个看片会，文言文一下生动起来。后来这些热衷于探讨的同学在大三分班时，毫无疑问地选择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其中也包括云生。
他们都是传古楼的读者，尽管他们自己对古籍颇有兴趣，但也直言：“现在真正能够读它的人不多，所以更为蒋鹏翔他们做的这件事捏把汗。”
究其受众范围小的原因，王星表示，阅读障碍是重要原因：“首先是大家对一些繁体字、生僻字、异体字不认识。二是断句，古籍中没有断句，而如今许多简体版的四书五经，都断好句，读者宁可关注它，也不看原版。”
陈志俊坦言：“新文化运动前，我们看的都是文言文，经过不到100年的时间，如今我们看古文似乎像是看外语。”
陈志俊与蒋鹏翔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读者相对小众，更别提以此盈利，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愿意“尽可能传达古书当时的整体面貌”。
在云生看来，他们的做法甚至有可能改变大家的阅读行为，“虽然目前只是撕开了一个小口子”。
阅读古籍不落伍
“我们没有盈利，大家基本都是维持正常的工作，用业余时间来做古籍出版。”陈志俊介绍说，目前，传古楼合作过的出版社有两家，但没有哪个能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所以每次，他们都要认真考虑其性价比、影响力、书号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用陈志俊的话说，传古楼尚处在漂泊阶段，还在摸索。
传古楼的现状是古籍出版受冷而导致的吗？其实不然，事实上，古籍出版如今仍很兴旺，在蒋鹏翔看来，这源于国家的支持，以及国学热潮的出现。
“现在的古籍出版是两头热，一头是所谓的文物性善本的影印，大家对其趋之若鹜，另外一拨人在做经典古籍的整理，出版排印本、标点本、有注释的版本。”蒋鹏翔认为，大家恰恰忽略了清刻本。“这是中国古籍很重要的阶段，当时的古籍整理、校勘、注释达到学术史的高峰，但却因其年代较近，流传量大，往往被双方都忽视。重视文物性善本的往往看宋元刻本，大众读者倾向于看现代人出的，带有注释的版本。”
陈志俊与蒋鹏翔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矫正当下出版界过于注重文物性善本影印与现代翻译整理工作的现象。“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做些印得清楚的古籍，并不强调其文物价值的高低，而是重视底本在学术史的地位及其学术研究意义。让大家体会并愿意接触现在算比较小众的读物。”
“正统教育中只告诉我们古代有四书五经，一部分人会问，四书五经究竟是什么样，更多人并不关心其内容，只知道宋代有一个本子，很珍贵，要保护好，做副本。”在王星看来，如要推广古籍阅读，得从教育入手。
但现状是，“我们所见的古籍，只是支离破碎的引文。用读帖子的眼光来阅读古籍，所获得的和写作者要传达的，相去太大，甚至有人以看零敲碎打的段子为博学的象征。”云生对此颇有感触。
云生希望有机会能进入高校任教，到时，她一定会鼓励学生阅读古籍，因为“大家不能只能读‘硬邦邦’的排印本，光会读横排简体硬体字，阅读就太狭窄了”。
陈志俊与蒋鹏翔的想法亦复如是。尽管目前经营状况并不算好，但他们很有信心，并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好书，是经典。
好在他们还有一批拥趸，云生说：“我不觉得阅读古籍是个很落伍或者投入低于产出的事，但无论如何读者都得先去读，而更多影印本的出现，可能就是那根指向月亮的手指。”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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