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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调查盖章难 迁户口办助学贷款或盖一二十个章【2】

2013年08月20日06:41    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媒体调查盖章难 迁户口办助学贷款或盖一二十个章

  双独想生个二胎

  证明开祖孙三代

  准生证难办是这半年多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不少80后双独夫妻,为二胎办理一张准生证,更是难上加难。

  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江琴(化名)奔波三个月,尚未完成所有程序。

  江琴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按照《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完全符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今年五月,江琴开始着手办理第二个孩子的准生证。

  到了街道办,一张办理双独二胎准生证的申请表,足以让江琴眩晕。按照上面的要求,江琴全家至少需要准备11项材料,除了身份证户口本等基本材料,相关证明涵盖三代人:双独夫妻各自父母的婚育情况证明;双独夫妻婚育证明,能够证明家庭情况的档案页复印件,各自的独生子女证;双方第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证,以及退缴独生子女费的证明等等。

  江琴想不明白,自己和丈夫能不能生二胎,关双方父母婚育状况什么事?对此,街道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单靠独生子女证,无法证明父母在申领独生子女证之后的婚育情况。如果父母离婚,再婚又生育,申请人不能算独生子女。

  但江琴又提出新的疑问,父母退休前工作单位很稳定,还能较顺利地开具这个证明。如有人之前的单位破产、退休前跳槽等等,婚育情况证明开具不知还会有何种麻烦。

  实际操作中,最简单的准生证,也难住了江琴。母亲去世后,没人知道她的独生子女证放到了哪。江琴和父亲几乎提供了其他一切可以证明是独生子女的材料,才盖得相应公章。

  8月5日下午,江琴带着盖了近20个章的40页证明材料,来到要办理准生证的街道办事处。但计生工作人员仍指着江琴父母单位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上的红章说,“这是单位公章,不合格,我们要盖单位的人事章”。

  江琴又回母亲所在单位,单位称只能盖公章,没有计划生育章和人事章。潘女士回街道解释了上述情况:“计生工作人员又认可了单位公章。”

  日前,江琴盖了17枚的材料终于通过街道计生办同志的初审,交往区计生委等待审批。

  跑百趟一证难办

  办事人被迫请客

  本月初,新华社报道,7月10日,安徽颍上县发生一起“国土局干部酒后意外身亡”事件。原因是国土局干部王某要求办事群众“请客求人”,酒宴过后“喝多了”的王某被遗忘在车内,高温中暑脱水死亡。

  而据请客人吴云介绍,为办理“卡住企业脖子”的土地证,他近几个月几乎天天去国土局“磕头求人”。国土局干部出事当天,吴云被迫请客。

  据了解2010年,红星镇政府以7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吴云1亩国有土地。吴云说,镇政府承诺帮办土地使用证,“但协议一签就变了,说你先把厂建起来,证以后再说。”

  2012年6月,吴云工厂建成投产。吴云称,为了办证,今年以来他往县国土局少说也跑了一百趟。

  但土地证一直没办下来。“要么说人不在、没得空,要么说缺手续、回去补。”吴云说,红星镇离县城35公里,为了补手续他有时一天要往返两趟。

  吴云说,7月10日,“上午我到国土局王股长办公室问土地证,这时候进来一个工作人员,说这么多人给你帮忙,你还不表示表示?”

  “我心想悄悄走掉算了。”吴云回忆,约11点他从国土局出来,路上接到王股长电话,让他到城北的竹荪鹅饭店“有点事”。“我去了一看,国土局其他几个人也在,明白是让我请客。”

  “吃完饭一算账980元,我身上只有600多元,饭店老板要求我把驾照押了。”

  为办证一共请过多少次客?吴云苦称“不敢讲”。

  吴云的土地证到底能不能办?县国土局局长张敏称,那1亩地是建设用地,但手续上“有点小麻烦”,目前正在办理。

  原有“管制模式”

  不能适应新事物

  对于上述普通人的种种遭遇,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说,近些年,许多地方和部门转变职能、创新工作,但一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的老问题仍存在。

  “复杂审批事项,需要核实、调研、可行性论证,审批时间当然要长一点。有时牵一发动全身,还需要等待时机或条件成熟。但普通人办的不少事项,属于常规事项,甚至是‘例行公事’,没必要一拖再拖、让当事人一跑再跑。”周文彰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昕认为,让“当事人一跑再跑”,与审批人员服务态度较差不无关系。一些工作人员,面对群众咨询,一次性告知不到位,让当事人做无用功。

  张昕建议,政府可以建立“一站式”审批服务,推进一个行政机关的审批事项向一个处室集中、行政审批处室向服务中心集中。

  对于企业、单位来说,盖章难的原因也许更多。张昕提到,除了张森遇到的项目重复审批,有时一个项目涉及的行政审批部门职能分散。省、市、县部分职能部门审批权限不同,一个审批项目还要省、市、县多个审批中心来回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企业盖章审批难的根源在于,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开放,中国政府原有的“管制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生事物。比如,政府引进民资、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当中,政府与企业属资金纽带关系,按照传统的管制审批思维,在定价、经营等领域,容易造成行政干预市场。

  胡星斗认为,过多的行政审批还容易滋生腐败,部门之间可相互扯皮,掌握审批大权的政府人员以权谋私,为权力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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