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渤有点累：票房不考虑，拍电影要“缓一缓”

　　黄渤很火。

　　在网上，网友叫他“卅亿帝”——他参演的影片总票房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单部影片票房过亿的电影有9部，单部影片过10亿的票房都有两部。国内重要的电影档期，他现在已经很少缺席——圣诞档期的《泰囧》，春节档期的《西游·降魔篇》，情人节档期的《101次求婚》，愚人节档期的《厨子·戏子·痞子》……

　　就算你不走进电影院，打开电视机，你会发现黄渤的《火线三兄弟》已经悄然接过《民兵葛二蛋》的枪接着在荧屏上打鬼子。而在话剧舞台上，由他和袁泉主演，并在去年火爆异常的孟京辉作品《活着》如今也再次开启了全国巡演。在北京，甚至在刚刚开票时，《活着》的话剧票几乎就要被抢购一空。而明年，《活着》还要远赴德国演出……

　　在第一次复排《活着》之前，孟京辉让全体演员一起观看去年演出的录像，寻找当时的感觉。黄渤抱着椅子坐在距离画面最近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不时回头和身后的演员们交流两句。他偶尔也会跟大家开几个玩笑，以缓冲连看3个小时录像带来的倦怠感。这时候，他会露出标志性的笑脸和带着山东味儿的笑声，就像我们在娱乐新闻中看到的那样。

　　但我们在娱乐新闻中看不到的是：在看录像和之后排练的过程中，黄渤在间歇性地打哈欠。虽然之后他马上会切换成那个人们熟悉的、神采奕奕的黄渤。但在那一时刻，他是疲惫的。

　　黄渤很火，所以他也很累。大量的工作找到他，他都得保质保量给人完成好——这时候的人们，早已不再用当初的“黑马”“奇兵”的标准来看待黄渤了。他们眼中的黄渤，是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是投资方和制片方的信心和保障。

　　黄渤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就像人跑步，跑到500米的时候、1000米的时候和10000米的时候，你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大家对你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关注、成就、期望与压力，黄渤心中，有他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关于票房：“现在票房并不是我自己主要考虑的方向”

　　《草地周刊》：现在您的受欢迎程度，包括你擅长塑造小人物的银幕风格，让很多观众想到了葛优，您怎么看？

　　黄渤：我觉得我还不能跟葛老师比吧？首先从演员本身来说，其实没有可比性。包括成长的环境等等有很多不同。葛老师之前有很多的作品累积，我在这方面跟葛老师相比，还差得很远。这个东西真的是一部一部作品积累出来的。另外一个，风格？我这儿还谈不上风格，我想我现在顶多算是“有特点”吧。我一直还都在路上，自己也在慢慢慢慢在琢磨。另外，老是有人说“葛优接班人”“下一个周星驰”什么的，其实你也成为不了任何人的接班人，你只能成为将来的你自己。因为每个人身上的特点、特质、表达……都不一样。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低头努力做就行了。做得到，是你的能力与机遇使然；做不到，你若能从中感受到快乐，也挺好。

　　《草地周刊》：现在网上都称您为“卅亿帝”，您觉得您的票房号召力的来源是什么？

　　黄渤：我真觉得我不算是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这不是谦虚。你看之前葛优老师的片子，票房都不错。但那也是他一点一点在观众心目中积累起来的口碑。最近可能是我演了一些戏，票房成绩还可以，但这里要基于几点：一方面是我们前期准备工作的铺垫，但也要看到电影市场的发展与扩大，整个银幕数量和观众人数都在增加，这保证了一定的观影人群基数。

　　现在的市场环境，其实跟我的想法也有些矛盾：现在大家对你有所期待，你不想让大家失望，你就得努力去拍片。但是另外一点，我又特别想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但是你去尝试了，你就有失败的可能性，就有风险存在。

　　对我来说，现在票房并不是我自己主要考虑的方向。所幸的是，那些用“唯票房论”来看待我的人倒也不是很多，这让我的压力也小了很多。这个市场的成长空间对我来讲，其实还是有我尝试的余地在，我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

　　关于“小人物”：社会结构决定受众偏好

　　《草地周刊》：观众非常喜爱您塑造的众多“小人物”的形象，您也说过自己就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很熟悉“小人物”。但我看到您塑造的“小偷”“农民”“装修工人”等小人物，和您之前跑场子唱歌、教人跳舞时候接触的小人物好像不是一类人吧？

　　黄渤：小人物没有100%的重合，但类似的人物在你生活中其实也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各色人等。人们习惯于把职业划成一个人的第一属性：他是个工人？农民？无业人员？小偷？……等等。但其实哪怕是同样一个小偷，他也有各种性格的可能：他是外向的？是内向的？他从小是压抑的还是为所欲为的？从这个角度一看，你周围碰到的类似的小人物就很多了。当你把各种人的特质、元素集结到一个人物身上的时候，这个人物往往就很好了。

　　我们研究一个人物的时候，会去把这些人物做一个延伸：不仅仅关注这个人物本身，你会做好多戏外的东西——他的父母，他的家庭环境，他的童年，他的恋爱经历……这些都可能对他人物性格造成影响，是对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支撑性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做丰满了，一个人物自然就立住了。

　　《草地周刊》：还要提到葛老师，您和葛优老师都因为擅长演“小人物”而深受观众喜爱，也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在世界影坛范围内的普遍规律吗？

　　黄渤：我觉得这还是跟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系。现在咱们把一段路两头封上，哪怕是长安街这样的路，你在街上数：有多少是上层人物？又有多少是小人物？可能90%都是小人物！所以说在中国其实“小人物”是一个大的群体，塑造“小人物”会有一个广大的群众基础。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受众的偏好。

　　相对来说，西方，比如农村人物就是小群体，他们几乎都城市化了。在西方的影视作品里，表现农村故事的就会很少。但在我们这边，抛开这个群体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影视内容也是在变化的。比如你看像《二子开店》那样年代的电影里，都没有所谓“中产”“白领”那样阶层的概念和题材，现在这些都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了，因为社会上出现这样的阶层了。而这样的人物，在文化上具有一些主导性，他们相对比较先进、有话语权，文化层面比较高，传播的速度也很快。当这个阶层将来成为社会上的主体的时候，自然会改变电影题材的现状。

　　关于“尝试”：“最起码你要知道你自己身体里还有哪些能量在”

　　《草地周刊》：您刚才所说的“尝试不同的东西”具体指什么呢？

　　黄渤：就是……我还不想现在就把自己“盖棺定论”吧，还想尝试身体里的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去年，我也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尝试，包括音乐的、微电影、主持的、话剧的工作等等。如果不做那些尝试，也许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

　　《草地周刊》：所以您这是想要往多元化艺人的方向发展？

　　黄渤：也并不一定是要往哪儿发展，但最起码你要知道你自己身体里还有哪些能量在。如果你只是缩在那个很保险的“壳”里头——哎呀这个风险太大了，哎呀那个可能票房不好……那你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包括我演周星驰的《西游·降魔篇》也是，其实风险很大，首先戏量没那么大，没有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另外演的又是周星驰之前已经塑造得很扎实的一个角色，而且还是在他的风格的电影里，对演员来说，风险真的是比较大的。80%会挨骂的！但也就是因为这些风险，他会迫使你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思考、探索和尝试，另外一种可能性才会出现。

　　《草地周刊》：除了《西游·降魔篇》，我们也看到了近期您在其他一些作品中突破以往风格的一些尝试。但是当您这种尝试的意愿与投资方、制片方等的意愿发生冲突的时候，您如何处理？

　　黄渤：这个，你怨不了别人，也靠不了别人。大家只能通过你以前的某些成绩、能力来决定自己的判断。别人来找你演一个角色，都希望自己的投资项目是保险的、靠谱的。如果你没给别人展示你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那大家只能找你演同一类的角色。

　　当然，现在我倒不觉得“改变”就一定“多厉害”，是多么牛的事儿。你能把一件事儿做好，做到极致，就是了不起。卓别林演喜剧演一辈子，人家改了么？没改。人家做到了极致，人家是大师！金·凯利，你也记住他了；周星驰，你也记住他了……回头想想，你好像第一时间反映出来的都是他们那些经典的形象。就是你做没做好的问题，而不在于你有没有改变。这种改变，只是在于你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些判断以及发展方向的认定。如果你想改变，好，那么你就慢慢地通过你现有的作品把你其他的一些元素传递出去，大家自然也会慢慢开始接受另外一个你。这个“戳”是你自己给自己盖的，你想把它模糊化，你就得在上面多盖点儿别的“戳”。原来的“戳”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关于压力：“社会大学”毕业早

　　《草地周刊》：您当年唱歌时自称“体力派”歌手，现在看您做影视工作，强度依然够得上“体力派”。您现在的境遇已经和刚刚出道时候不同了，您觉得您还有必要这么拼么？

　　黄渤：我是“勤能补拙”吧，因为我觉得我在自然条件方面没那么出众，所以可能就需要更多的勤劳。

　　另外，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来自于年龄的不断增加，也来自于你有很多想法都还没得到实施，你就会特别希望去把它尝试和实施出来。另外，这也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当然这也是有利有弊的，我后边也应该调整一下节奏，我应该缓一下。

　　调整这个节奏，不仅仅是考虑到观众会有审美疲劳，另外，你自己的敏锐度也会下降。所以去年时候我去尝试那些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有让自己的兴趣点也转移一下的目的在里面。让观众的观看角度也改变一下。包括今年也是，我现在这种节奏其实很难让人不疲乏。尤其是重复的高强度的工作，所以说调整节奏是个好事，让自己“闷一段儿时间”再去做。包括这次回来排《活着》，也是让自己换一个角度去看待一些东西。

　　《草地周刊》：您现在承受的压力肯定与刚出道时候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我们看您无论在戏里还是戏外都显得很活跃。好像很多演员特别是喜剧演员——比如周星驰——在戏外就显得很沉闷。您是怎么排解这些压力，保持自己的活力的？

　　黄渤：嗯，好像是有好多演喜剧的演员，确实一下来就特别沉默了。我想我也是性格使然吧，比较活泼一点。但是我觉得人家那样也挺好的，人家可以把力量集中使用。

　　现在压力肯定是大，但是回想一下，我有时候觉得以前在社会上打拼的时候，那时候的压力可能也不小。当然那时候的压力和现在的压力也不一样：那时候我带人到处找演出，演出完了结不到账……也有各种问题。包括那时候我什么样的人可能都得打交道，有时候心里害怕也得硬着头皮上。我算是相对来说“社会大学”毕业的比较早，人家都是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我是进大学之前已经把“社会大学”几乎念完了。（记者王学良 特约撰稿刘京西）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