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保卫战”频现 官员称说什么民众都不信

　　“邻避运动”缺乏科学性吗？“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等同于可以“建到别人家后院”吗？如何让公众参与成为保护环境的有效力量？

　　“后院保卫战”：利己主义还是社会纠偏？

　　7月13日，广东省江门市委、鹤山市委、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等多方面证实，原本规划在广东省江门鹤山市址山镇建设的中核集团龙湾工业园区项目，决定“在社会未达成广泛共识之前，绝不办理立项手续，绝不开工建设。”这一结果被有关人士解读为“又一场‘邻避运动’的胜利。”

　　“邻避运动”，是“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的中式翻译，指某地居民主动保护所居住领域免受某些设施的负面影响。

　　由于环境污染监测信息的不透明，公众相关常识的匮乏，加之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等因素，使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敏感度日益攀升，去年以来，也诱发了中国一些城市的“后院保卫战”——“邻避运动”。

　　2012年6月底，四川德阳的什邡市公众抵制在该地投资建设大型钼铜冶炼项目；同年7月底，江苏启东的王子造纸污水管道排海项目也遭受到公众的反对；三个月后，宁波镇海区村民抵制引进PX项目……反对环境污染“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运动”正在社区、村庄乃至城市中轮番上演。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慈善蓝皮书)认为，继2011年厦门PX事件后，中国“邻避运动”已达到高潮。

　　面对“邻避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环境NGO正在思考：如何引导公众的环境权利意识，使公众参与成为保护环境的有效力量？

　　兴起：“我需要一个解释”

　　“中国已经全面进入邻避运动时代。”在首届“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上，部分“邻避运动”案例撰写者、相关学者以及一些环保志愿者在深入讨论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今，人们相互攀谈住房时，在房价、位置之外还会追问一句：“你家小区环境怎么样？附近有工厂吗？”

　　由于房价攀升、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以更谨慎的目光打量周遭的环境，特别是对可能带来负面环境影响的工业设施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在此背景下，“邻避运动”兴起。

　　通常情况下，引发居民反感的公共设施多为有污染威胁的工厂单位，如发电厂、高压走廊、水泥厂、火葬场、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等等。从整个城市来看，这些设施的建设是必需的，但建在自家附近，就让部分居民们难以接受了。由此便产生了以“驱逐”这些设施为目的的自发的“公民环境行动”。

　　有关学者研究发现，近年来出现的“邻避运动”，从发生到落幕几乎都沿袭了相同模式：某地被曝光有疑似重大污染项目准备兴建，特别是当地居民并不知情，随即激起公众反对，然后通过网络等媒介进一步发酵，最终迫使当地政府取消该项目。

　　据了解，我国的“邻避运动”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直至2005年，反对在小区附近修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的争论在北京、广州、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产生。这一活动不但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更迫使一些规划改建，一些已开工的设施成了“烂尾工程”。

　　对于“邻避运动”，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坦言：“(这些问题)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未批先建，二是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三是所在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四是有关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法律不健全、机制不健全。”

　　以自身利益为动力的“邻避运动”对社会影响巨大。2013年慈善蓝皮书指出，2012年的“邻避运动”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压力远远超过了环境NGO的活动。同时，更使各方面感到，从法律、组织角度建立更加公开、深入的对话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实，邻避运动并没有多么复杂的目的或背景，只是公众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对于生活环境寻求一个‘真实的解释’。”有关学者说。

　　理性：不为反对而反对

　　对于“邻避运动”，同时存在“支持”与“反对”的声音。

　　有观点认为，环境问题首先发生在跟自己相邻的事情上，因此“邻避运动”天然存在两个负面因素：第一，不在我家后院，但对是否建在别人家后院并不关心，存在从自利变成损人利己的风险；第二，“邻避运动”中往往缺乏科学性，参与者甚至并不了解可能存在的环境影响，也不明白工厂在运行中的科学方式，“听说”可能存在环境风险，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对。

　　有关学者表示，“邻避运动”不能走向“建在别人家后院”，比如垃圾处理厂不能建在北京的昌平，就可以在朝阳；北京不能建就送到内蒙古去。这将使“邻避”成为“利己主义”。

　　不过，长期担任民间环保组织“核心志愿者”的毛达认为：“邻避运动，经常会被看作是贬义词，但是从很多案例来看，邻避运动实际起了一个让更多人受惠的结果。”特别是公众的参与使有关部门环境评价过程更透明，决策更科学，杜绝了暗箱操作。

　　以北京为例。2006年，北京市准备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已有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让住在附近的居民饱受了十年多的垃圾填埋场之苦，尤其它的臭味。听说要建焚烧厂，居民们的直接反应是：焚烧有污染吗？在进行详细了解后，他们开始和有关部门展开对话。考虑到周围居民强烈反对和规划地址距离京密引水渠过近等因素，北京市政府最终宣布“弃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另选他址。

　　随后，北京发生了多次与垃圾处理相关的“邻避运动”，逐步开启了政府与居民理性对话，共同面对环境污染这一棘手问题的“合作”模式。特别是推动了北京垃圾管理的进程——从2010年初开始，设置每周四为公共开放日。每周四，公众可以提前预约，参观北京市所有垃圾处理设施。

　　尊重：发挥社会纠偏作用

　　“我们说什么，民众都不信。”这样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政府官员们。有关学者认为，涉及公共安全健康问题，政府不应在事件发生后才站出来表示“绝对安全”，而是要“让解释跑在质疑之前”。

　　而现实情况是，环境信息封闭、决策不透明，公众的基本诉求缺乏畅通的表达途径，都直接或间接诱发了“邻避运动”的兴起。据环保部数据，自1996年以来，环境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0%。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表示，目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有关规定过于原则抽象，操作性不强，难以满足公众需求。

　　“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不可替代的力量。”杨朝飞建议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环境立法、重点项目环评等的听证制度；探索社区环境圆桌对话机制，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定期沟通、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的平台。

　　“维护公益基本权益，维护环境基本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认为，这是正确对待“邻避运动”的前提。

　　7月18日，环境保护部下发的《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让人们看到了“信息透明”的希望。

　　通知中要求，各地从9月开始主动公布国家级和省级控制的重点监控企业的排放数据等信息，其中包括每日排放量的自动监控数据。据悉，公开内容主要有八大类31项具体信息，并严格规定了信息公开的时限。

　　有关专业人士认为，信息公开系统的搭建，将便利公众获取环境信息，被看作政府携手公众拯救生态环境的重要一步。

　　在信息的公开透明的同时，有关专家还建议，政府和环保NGO组织加大科普工作，激发公众学习掌握环境科学知识的热情，使保护居住环境的行动更加科学合理。

　　“环境权益不仅是区域的权益，更是人类的共同权益。”正如环保机构“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所说，“在当今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决策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支持一个项目也可以反对一个项目。无论是住在附近的人，还是远离项目区的人，因为，‘无人之处未必无公众’。”

　　有关专家表示，环境保护的希望在于公众，只要决策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引导，“邻避运动”就能良性循环，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纠偏”和“决策扶正”的作用。记者 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