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在京签售 新华悦读对话梁晓声

梁晓声携新书《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在京举行签售。新华网 王志艳 摄

　　新华网北京6月20日电（王志艳 史靖）近日，著名作家梁晓声携新书《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在京举行签售，并与观众共同探讨当下社会文化缺失的现状，并呼吁唤起社会中的“好人文化“。

梁晓声携新书《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在京举行签售。 新华网 史靖 摄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收录了梁晓声1993到2013年二十年间的时评杂文，谈及涉猎时评写作的原因，他表示“传统作家应该是针对社会问题写作的”，这本文集正体现出他关心社会民生的一面。梁晓声形容自己“手握两支笔”，关注现实的虚构类文字给喜欢读小说的人看，而非虚构类时评可以直接发表在报纸、网络等多个媒介上，能够影响更多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梁晓声是叱咤风云的人物。1982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得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获得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有人甚至喊出1984年是“梁晓声年”。《雪城》、《年轮》同名电视剧风靡全国，让他逐渐成为知青文学的标杆。知青文学虽只是他创作的一部分，却足以让他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有重要一席。而近期梁晓声却宣布封笔知青题材作品，引发众多读者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对此做出了回应。

著名作家梁晓声

　　【梁晓声简介】

　　梁晓声，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城，原名梁绍生。现居于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文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作为知青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其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等作品受到极大关注，影响了一代人。

　　【新华悦读对话梁晓声】

　　新华悦读：您上月表示对知青题材的小说封笔，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梁晓声：知青题材很多人都在写，这很好，但是很多人写的是回忆录式的东西，主要表现的是个人命运。每个当过知青、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感受能代表所有知青的感受。我的作品是虚构的，这样可以超越个人感受的思维模式，这种虚构的写作方式能把知青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能把知青群体承载起来。到后来，我写的已经不单是知青了。

　　人们经常会有认知误区，会将作家笔下创作的人物和整个群体的形象联系起来，但个别人的形象并不能代表整个群体。我的目的是通过写某些身份的人来反映人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什么样的，这是基本常识，但常常被忽略。我的作品并不完全反映实际，而是表现我认为好的人格，这是文学应该具有的意义。这时，知青是不是知青已经不重要了。有人说我的作品是知青题材，在我看来不是，他们就是一群曾经是知青的青年人，而并不是只局限于这种身份。

　　新华悦读：《年轮》、《返程年代》等作品原本都是您专门创作的电视剧剧本，为何选择专门创作剧本而不是根据小说作品改编？

　　梁晓声：我个人想在电视剧方面多做些工作，即使不能写了我也愿意作为电视剧的顾问。因为电视剧受众更广，如果写的好，一家人都会看。我希望用一种有更广受众的载体传递我秉持的文学理念。现在电视剧中太多权谋、斗争的元素，我希望我能在电视剧中传递更多的正面能量。

　　新华悦读：近年您出版的作品《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将视角投向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国人的焦虑感。您认为这种焦虑感从何而来？

　　梁晓声：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生存状态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过去大家的生活基本是一样的，生活、工作的流动性不大。这种关系决定了即使没有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影响，民间做人的原则约束了几乎每个人。如果违背了，没有地方逃。如果不表现好的一面，声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在今天，邻居、单位的关系被打破了。如果环境不合适，可以转身离开，这种流动性让人的关系变得疏松，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变得比较低，结果就产生了更多违背道德的行为，但当事人不用因此承担太多的责任，人文环境逐渐就变得比较差。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分配问题。原来我作为北影厂新的大学生被分到筒子楼里，我的房间只有10平米，但我父亲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当时的左邻右舍在一样的楼里住了二十多年，全家的房子也比我的大不了多少。当时社会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当然，也不能说那样的时代有多好。但现在我们身边的人会发生很多突然的变化，有些变化是机遇，而有些是潜规则。当社会潜规则改变命运几率太大的时候，肯定会让人感觉到不愉快。最大的不愉快还是在于腐败，包括被扩大的、言传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负面信息直接抵消掉了让我们生活质量提高的那部分感觉。

　　新华悦读：现在的公众包括媒体抨击一些陋习时惯常使用“中国式xxx”，比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闯红灯”等等，其实这些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总给社会的负面现象贴上“中国式”标签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一种表现么？

　　梁晓声：这样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但中国人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从调侃式、幽默式、嘻哈式，现在已经变成玩闹式了，这些变化恐怕有社会的责任。人们在现在的环境中什么都不信，这种情况不能光责怪大众，而是应该探究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其中恐怕有管理者的责任，他们管理的智慧性、艺术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新华悦读：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一书中，您写了一篇《中国文化需要补课吗》，您认为中国文化应该怎样补课？

　　梁晓声：我想说补课是很难的。对于年轻人，超过25岁再跟他讲基本道理，意义已经不大，这个年龄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想改变不太容易。传递价值观一定是在孩子的阶段，基本的文化教育应该在中学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陈独秀这些大师也编小学课本。总的来说就是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新华悦读：您在新书中还特别关注了中产阶级群体，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这个群体在社会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梁晓声：中产阶级是和文化、文明关系最紧密的群体。底层的人主要把精力放在生存方面，没有知识和财力去读书。上层的人多在物质享受，也没有太多人去读书。只有中产阶级最有可能花时间读书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有经济标准的中产阶级，还没有文化标准的中产阶级。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