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第四出,汉代大名士蔡邕吟诵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琵琶记》第三十五出,更夸张了,可以被认作东汉“才女”的蔡中郎的妻子、牛丞相的女儿,说着千年后南宋诗人方岳的诗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比牛氏更早,那位卷入“楚汉战争”的名女人,虞姬,眼见得干戈扰攘、生灵涂炭,心情沉痛至极点,终于在京剧《霸王别姬》中,发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感叹。面对“汉朝人不应念唐人诗句”的指责,《霸》剧主要的创作者齐如山先生,不以为意,答复说:“若认为此种情形为不合,他一定是不懂作文章的道理。”“这种见解极为幼稚。” “戏中演三代周秦两汉南北朝故事的很多,可是所念的诗、对差不多都是唐宋元明的人做的”,浅识者少见多怪,故而莫名惊诧,以为“不合”。
金庸正式授权出版的第一部文艺作品,很可能不是《书剑恩仇录》,而是《中国民间艺术漫谈》,此书所谈的“民间艺术”,多数为京剧。20世纪50年代,金庸先是将自己说故事的天才用在编剧上,后来才写起了小说。
金庸的小说创作,受戏剧影响甚大。一是元明清三朝的杂剧、传奇(包括传唱至今的昆曲),一是民国时代发展至巅峰的京剧(也包括越剧等地方剧种),再有西方戏剧(主要是古希腊悲剧及莎剧)。其实,广义的“戏剧”概念,也包括电影在内,所有的电影,尤其像金庸与胡小峰先生联合执导的《王老虎抢亲》这样的戏剧电影。
也许看惯了“旧戏”,1958年,金庸安排黄蓉等南宋知名人士唱起元代张养浩宋方壶所作的《山坡羊》曲子,未必自觉其“不合”。
梁羽生先生,当然不是第一个看出“问题”的《射雕》读者(宋人不可能唱元人散曲,这样的常识,稍具学识的人,谁不知道?),但他确是第一个把此节看成“问题”,公开发文,加以指摘的。梁先生会这样做,因为他是很能较真的人,也许真以为金庸的写法很要不得;更可能,是因为梁先生的为人极是厚道。
1966年,梁羽生接了上级交下来的任务,写出那篇《合论》。当时梁羽生所在的《大公报》与金庸创办的《明报》,两家已是势如水火。即使领导没有明白指示,梁先生也该知道站稳阶级立场对金庸大加挞伐才能让“组织”满意(文章发表后,《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痛责梁羽生:“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无奈之下,找些金庸小说中不算“问题”的“问题”,胡批一通,聊以塞责。
金庸为此,耿耿于怀。金梁二人,有那么十几二十年,处于绝交状态,这篇《合论》不是主要原因,可也不是其中一个很不重要的原因。
老先生的气量,有时真的不是很大。
直到2002年,金庸再次修改《射雕英雄传》,还为“宋代才女唱元曲”一节,啰里啰嗦补写了两千多字。结果呢,越说越说不清楚。并且,在注文中,金庸竟试图用自己在丽江所听闻到的(据说是)“唐宋遗曲”的演唱中有“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句子来证明真有可能此曲非元人张养浩所作,实在“昏”得够可以了。
金庸最大的失策,是为报纸写连载时,没有当时“注”明这几首散曲为元人所作挪用到了南宋。如此,免了后来多少纷扰。
让宋人唱元曲,不像梁羽生说的那样,是在“闹笑话”,金庸后来的解释,才真正“闹笑话”。
看来,知堂老人的“不辩解主义”,可算是太阳系的真理了。然而,也不尽然,齐如山先生的辩解,就很漂亮。金庸的辩解嘛,确实难看。
“前人念后人诗句”的写法,在旧小说中,也是有的。其中,处理得最好的,是《三国演义》。真是滑头,也不知是罗贯中还是毛宗岗干的,生生从李白的《梁甫吟》抽取七句诗,改了几个字,又加写几句,就成了汉末才士的大作,从南阳诸葛的朋友口中唱出,居然有模有样。似乎这位朋友唱的,不是后人李白的诗作,倒像是李太白在剽窃诸葛亮的《梁甫吟》。
□刘国重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