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出版作家书信不存在道德问题

　　出版《小团圆》、出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都是好心办好事，因为这大有利于还原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张爱玲，是张爱玲作品（包含书信）整理、出版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

　　张爱玲作为作家，用文字作品与读者交流。谁都无法否认书信是文字作品之一种，那么，她当年写的信只与收信人一个人（如夏志清先生）或二个人（如宋淇先生夫妇）交流，而今通过出版与更多人交流，有什么不好！

　　张爱玲何来“丑”？更谈不上“曝丑”。她跟朋友通信就是谈自己“隐私”？她在美国的生活和创作，不管她自己是否满意（有哪几位作家对自己的创作完全满意的？），不管如何评价，都应加以研究。不独张爱玲，几乎所有作家都要“面子”，如何分析有没“面子”，还是要看她或他留下的包括书信在内的所有文字。

　　一位作家生前或身后，其书信、日记（如果有的话）整理发表，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外皆然。鲁迅、胡适、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老舍……，许许多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张爱玲反而不可以？对《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及其他张爱玲书信集持如此批评态度，实在莫名其妙！

　　张爱玲选择了文字生涯，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她留下的所有文字，包括片纸只字，都将成为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皆然，男女作家皆然。

　　对研究者而言，“不窥”是不对的，“偷窥”是不好的。什么时候可以“窥”，大可斟酌；“窥”些什么，也大有讲究。归根结底，史料是天下公器，“窥”只有一个目的，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研究对象。

　　（何晶 李欣蔚）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