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海口4月27日电(记者盛卉)“未来5至10年,随着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条件、需求、角色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不在于铺摊子、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今日在“城镇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人口城镇化的政策与体制”论坛上表示,我国应从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规模城镇化发展已难以为继 新型城镇化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在于,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迟福林指出,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的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
迟福林说,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化的就业、安居、生活品质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能否适应全社会的需求变化,决定城镇化的质量。从就业需求的变化看,以往人们能够忍受“候鸟式”、“两地分居”的就业。而今天,人们更加追求在城镇稳定的就业以及享受到完整的家庭生活;从居住需求的变化看,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回不了农村,也不想回农村,更希望在城镇安家。无论从哪方面看,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人口城镇化有倍增的空间 拉动内需潜力巨大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迟福林表示,中国人口城镇化有倍增的空间,并且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潜力巨大,建议将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
迟福林呼吁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已到临界点 建议尽快出台国家规划
“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并融入城镇生活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城镇化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重头戏’是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迟福林表示。
迟福林认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到了临界点。一方面,农民工在城镇居住呈长期化趋势,他们中的八成即使不放开户籍也要留在城镇。就是说,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农民工长期融不进城市社会,长期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风险。面对利益关系的失衡,面对社会矛盾凸显,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增强。
迟福林建议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规划。用2~3年时间,初步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3~5年时间,通过放开户籍制度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基本解决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用8年时间,即到2020年总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初步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格局。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从现实的情况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全覆盖,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两个积极性。”迟福林表示,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全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镇安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而且由此会赢得转型与发展的主动权。
迟福林强调,我们要坚定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解决农民工面临的最急迫的子女教育、养老与医疗保险、基本住房保障等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