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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还有很多难点问题亟待解决。本刊认为，在诸多难点中，尤以官员财产公开、“三公”消费的透明、官员婚外性行为的监督等为难中之难。官员财产公开、公示喊了很多年，但让人觉得不过是昙花一现； 公布“三公”消费进展缓慢，并且雾里看花让人看不懂；有的官员婚外乱性，严重损害官员群体形象和政府公信力。如何解开这些难中之难的症结，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必须直面的考题。
三令五申，贪官色欲仍然难遏制
又见官员“艳照门”。近日，网络流传一男官员与一裸露女肆无忌惮的“不雅照”，尺度之大胆，令人咋舌。重庆市涪陵区官方微博随后发布消息称，经重庆市涪陵区监察局调查核实，“不雅照”片中的男性为涪陵区综合执法局文化执法支队干部吴红。2012年12月4日，重庆市涪陵区监察局研究决定，对吴红立案调查。
就在此前的几天，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与情人全裸出镜的视频及“不雅照”被网络曝出，2012年11月23日，雷政富被重庆市委免职……“裸聊门”、“艳照门”、“情妇门”等事件，在网络的揭露和发酵下粉墨登场，成了近来的网络“亮点”。
部分官员的私生活之堕落，用“寡廉鲜耻”来形容毫不过分。他们全然不顾党纪法规的约束和道德舆论的谴责，堪比小说《金瓶梅》里的淫官西门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曾指出，90%的落马贪官包养情人。可见，一些官员私生活的糜烂，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些官员婚外滥性，除了给政府公信力抹黑，还衍生出了“情妇反腐”这一怪胎。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与会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称，反腐不能仅靠“二奶翻脸”等事件。如果一个官员的政治前途到了靠乞求情妇“不翻脸”来维系的地步，是何等可耻与悲哀！
官员“八小时之外”的私生活到底该不该受监督？众说纷纭，但支持者居多。《瞭望》杂志曾刊文称，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就公共治理角度说，都应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内容。文章援引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的观点：“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贪官的产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
实际上，党和政府是坚决支持监督官员道德问题的。翻阅各地纪检监察的相关资料不难发现，中央和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监督官员八小时之外的作风，如各地也想出了不少招数：八小时之外要向组织报告干了什么，官员的家属接受廉政教育担负起“吹枕边风”的反腐重任，提拔官员要过道德考察关，等等。但遗憾的是，措施不少，收效甚微。
对官员的私生活监督为何如此之难？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认为，私德问题主要原因是重视不够，监督不够，“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人报告，最终在官员内部形成风气，以致见怪不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约束官员的私生活，比较直接的办法还是加强监督，“监督机构需要更多的独立性和授权，才能更好地行使职责。”总之，光靠官员自律，是无法有效遏制贪官们膨胀的色欲的。
千呼万唤，官员财产公示犹遮面
“表哥”、“表叔”、“房叔”……成为最近点击率居高的网络词汇。公众关注这些官员，无一例外都是围观其公权力背后的不透明财产，评议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不到位。而这种围观心态，体现的正是公众对官员财产公示难的焦灼与期盼心态。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一直处于被持续关注的范畴。而官员财产公示、公开制度的出台之艰难，以及付诸实施之中的重重阻力，亦引发持续发酵的舆论质疑，甚至诟病。
事实上，中国对官员财产公开的规定和要求不可谓不多。据报道，早在20世纪90年代，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已经被纳入改革的设想；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4月20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规定，第一次明确要求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1997年，中办、国办再次出台规定，要求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必须向人事部门汇报个人六类重大事项；2000年，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1年，中央要求现职副省部级领导干部都必须申报家庭财产；2010年6月，中办、国办再次要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向人事部门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
可见，官员财产公开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但是，它给公众的感觉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未见实质性的改革突破，千呼万唤尚且犹抱琵琶半遮面。公众不禁要问：中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公示为何这么难？
之所以如此之难，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的是缺少公开、公示官员财产的决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落实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的关键，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健全法律体系及其强力实施。我国尚未能严格、系统地建立这项制度，有各种原因，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一些官员设阻以维护其私利。“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决心问题。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需要的是顶层设计。”（京华时报，2012年11月11日，《官员财产公开引发改革共鸣》）
但无疑，官员财产公示已达成社会共识。广东省作为改革的前沿试点阵地，是第一个由省级提出并探索官员财产公示的省份。公众翘首企盼的是，广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开、公示官员财产？广东能否将这一改革持续深入进行到底？广东能否带动全国破解官员财产公开、公示这一难题？这些疑问，均有待实践来检验。
但民众有理由对上述问题期待肯定的、满意的答案。因为官员财产公示、公开制度是对手握公权力官员的有效监督方式之一，已经在相当多的国家推行。在我国，也不应例外。正如某媒体刊文指出的那样：“对于官员财产公开制来说，最好的研究就是，要在实践中、而不是只在文件中研究。”
广为诟病，三公消费至今不透明
“三公”消费不透明，也是老生常谈的老大难话题，但更是不得不改革的热点话题。坊间曾流传过全国每年“三公经费”高达9000亿元的天文数字，虽然没有真凭实据，且也被有关部门辟谣，但不难发现，群众对不透明的“三公”消费是深恶痛绝的。
有媒体报道，一个乡政府前几年每天平均公款吃喝一两桌，花费不到千元；可如今平均每天要吃五六桌，花费四五千元；原来该乡最多只有一辆破吉普，现在拥有四五辆中高级越野；原来乡领导干部最多到县城开个会游一游，如今带着家属、情人天南海北到处跑，美其名曰“学习考察”。假如真如所言，一个乡政府的“三公”消费尚且如此令人触目惊心，那么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乃至全国呢？
“三公”消费为何如此猖狂？“三公”消费公开起来又为何如此理不直、气不壮？说到底，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见不得阳光。“三公”消费严重超标，“三公”消费变为一些公职人员的“三公私用”等等，都是躲在暗处不愿被监督的乱象。
推动“三公”消费公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温家宝指出，要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国务院明令要求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数据，但不仅个别部门拖延敷衍，而且公开的结果也不尽人意。
“三公”消费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也是历届两会代表的呼声。近年全国两会期间，众多代表、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纷纷剑指“三公消费”。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要规范，应当统一公开时间，晚一分钟追究纪律责任；统一格式，公开内容一致；统一口径，方便看清楚和对比。像公车经费中要加入司机的经费，否则就是个笑话。”
在中央的一再要求、两会代表的多次“炮轰”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近年来，“三公”消费已试探性地在一些地方拉开了序幕。如广州市政府下辖的41个政府部门就以统一时间、统一格式发布内容详细的年度财政预算报告，被媒体评为“查询渠道通畅、内容说明简明，赢得社会普遍好评”。广州市的做法是否真能如媒体所评价的，且拭目以待。但个别地方和部门将“三公”消费公开“做成了形象工程”，却引来了民众的愤怒和谴责。
而且，相对于细如蛛网的各级各部门，仅有几个地方几个部门的探索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数目惊人的“三公”消费，仅有事后查询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些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从根本上严控“三公”消费的经验，值得我们从方式方法上借鉴；民众的呼声和期待，更应“倒逼”我们切实采取措施，将“三公”消费的社会监督落到实处。
(来源: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