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委大院那些年那些事 21位副总理、国务委员从此走出

　　计委大院那

　　与军队大院一样，机关大院文化也是北京大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三里河为中心兴建了各大部委的办公地。随后各个机关大院也相继建成。这里也成了新北京高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此形成的大院文化独具的魅力。

　　在各机关大院中，计委大院很有代表性，从大院陆续走出过21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和200多位部长、副部长。当时，计委的红塔礼堂位列北京四大礼堂之首（其他三个是地质、物资、政协），红塔礼堂是那时候北京文艺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文艺地标。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西方小提琴大师斯特恩选择红塔礼堂举办他的独奏音乐会，小泽征尔首次率波士顿交响乐团来京，首演也是在这里。

　　如今的计委大院已有几分落寞，冬天感觉更是如此，在灰色的天空和枯萎的树枝映衬下，苏式老楼越发显得破败，很多窗户已没了玻璃，用塑料编织袋勉强堵上。一幢灰色的旧楼上挂着“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旧居”的牌子，从质地上看像是居民自己制作的，牌子旁张贴着一张“呼吁书”细看之下，才知道这幢楼已列入拆除名录，居民们想留住的或许不仅仅是这幢旧楼，还有他们与新生的共和国一起走过的日子。

　　不少孩子从中古友谊小学放学出来，边走边兴奋地说着话，爷爷奶奶们弯着腰倾听着，不远处传来几声“别跑别跑，有车”。天色渐暗，一阵油炸带鱼的香味，不知从哪家哪户飘出，弥漫在街区里……计委大院那些年那些事 21位副总理、国务委员从此走出计委大院那些年那些事 21位副总理、国务委员从此走出

　　曾经的“贵族大院”

　　地处京城城西三里河地界的国家计委大院建于1953年，奇怪的是院子盖好了却始终没有建院墙，只有各个大门前一对砖砌的白色尖顶的“塔式”岗楼，孤零零地伫立了许多年。至于为什么，谁也讲不清楚。起先，大院的四周有铁丝网，一个连的士兵日夜不停地在那里站岗巡逻。“大跃进”时，铁丝网都拿去炼了钢铁，警卫也被撤去。以后，大院四周干脆用水泥方砖铺成小路并在一边种上树，权且当作了“象征性”的围墙。

　　计委大院的整体布局是学习了苏联街坊式住宅的“合围布局”——一个大的街坊为中心，七个小的“双周边”式街坊错落有致地四面围绕，把整个大院分割出若干个自然的小院落，非常别致且有特色。

　　大院中所有的三层楼房都是棕红色的木大门，深灰色的青砖墙面，浅灰色的屋顶面瓦，显得庄重和气派。院中两处四层楼房则是中西交汇的建筑，方方正正坐落在西侧两个院角处，俗称“南建委”和“北建委”。

　　所有的宿舍楼，每个单元里都建有厨房、卫生间和阳台，并配备了暖气和上下水设施。四层的宿舍楼除了厨房更宽大外，还加了间浴室。像这样功能如此完善的住宅，比起北京的四合院住房，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为数不多的豪华住宅了。

　　大院中的宿舍楼是按干部的级别分配的：科级、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二居室，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三居室或四居室，并还可配一套一大二小的沙发。正局级以上的干部家中还可安装一部电话。那个年代电话并不普及，家中若有电话，几乎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如同社会上那些大而全的大院一样，计委大院里的各项生活配套也是自成一体，一应俱全。院中有托儿所、幼儿园，还有为学龄儿童设立的计委干部子弟小学，现在这个小学的名字是中古友谊小学。如今这个小学在北京很有名气，已为大院培养了好几代人，著名节目主持人陈鲁豫等都是出自这个小学。

　　另外，还有专供机关开会、演出和放电影的计委礼堂（如今的红塔礼堂）。这个礼堂的音响设备和效果在当时的北京城当属最好的，大艺术家梅兰芳和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都曾在这里演出过。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经常对外放映内部影片而名噪一时。在这里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如今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当年都是这里的常客。

　　大院里有食堂、粮店、百货公司、公共澡堂，还有邮局、招待所……应有尽有，如同一个小城市。有人开玩笑地说：差个“火葬场”就齐全了。人们不用出院，生活问题就基本得以解决，十分便利。

　　同所有机关、军队大院一样，计委大院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底蕴。“红色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当是计委大院的一大特点。

　　计委大院住着近两千多名机关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中共建党初期就从事革命工作的资深老党员，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八年抗战的新四军和老八路，有在黑山沃土抗击日寇13年的抗联老战士，还有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中、高级指挥员——这些曾经战功那么显赫的干部，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革命史诗，每个家庭都有着一段故事，那故事有的非常动人、曲折，甚至异常的悲壮和传奇……

　　也许计委大院的机关政要太多，也许由于大院的住房水准太过高档，处处彰显出“贵族”品质。不知何时起，外界开始把计委大院称之为“贵族大院”，此名传播甚远。对于这一称谓，无论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计委大院的人并不那么在乎，反倒是大院的孩子们似乎有些得意和受用。因为孩子们在心中，早已在“贵族大院”前面镌刻上了“红色的”三个字。

　　孩子们不比谁的父母官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号召向苏联英雄母亲看齐,多生孩子的岁月，一家有三五个孩子不算新鲜。有人粗略算过，计委大院总共有近六千个孩子。

　　计委大院有两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孩子们难以忘却的共同记忆：

　　“雨中送伞”——每每上下班时下雨，计委办公大楼前总会聚集着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男孩和女孩，争相为在大楼里办公的父母送雨伞。孩子们一只手撑把伞，另一只手抱着把伞，站满了办公楼前的空地。有的小孩还跑到楼前高高的台阶上和警卫战士搭腔说话。雨很大，天也很冷，但那份温馨的亲情带来的是无限的暖意。

　　“中午吃饭”——每天中午十二点，孩子们上完上午的最后一节课，都急忙背起书包、兴高采烈地奔向大食堂等着和父母一起吃中午饭。这时，下了班的干部们也三五成群地飞奔来与孩子会合，此刻，食堂里几十张桌子围坐满了大人和小孩，那个场面充满了愉悦，热闹非凡。吃饭声、嘈杂声和低低的笑语声融和成一片，如同一个超大的家庭在一起进餐。那祥和的气氛，那欢乐与幸福的感觉让孩子们记忆永远。

　　计委大院的孩子很少去比较谁的父母官大，更少去比较谁的“老子”参加革命早晚，相对于军队大院的孩子，他们显得更为单纯些。孩子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但从不关心对方家长的身份和官职。

　　计委大院的孩子，大多数有过身边没有父母监护、脖子上挂着把钥匙、到点儿就去食堂吃饭、做完功课就去拼命疯玩的经历；也经历过与父母一同上“五七干校”、三年饥荒和极左人祸的困扰与磨难。那时，即便像计委这样“一等一”的国家机关，也拿不出多余的粮食来填饱他们孩子瘪瘪的小肚皮。记得当时，年幼的弟弟把自己省下来的半个玉米面饼塞进我书包的事，那浓浓的兄弟真情，感动我一生。

　　大院里的孩子们大致分为两拨儿：“老三届”的大孩子和“六九届”以后的孩子。

　　“老三届”的孩子对政治的敏感和关心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高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子，勇猛地冲向社会，自认为自己是最彻底的革命派。但当他们的理想之梦破灭、政治上受到了愚弄后，情绪又变得十分沮丧。他们憎恨透了那位文化革命的“旗手”。直到现在，只要听到或想起她那句“红卫兵小将你们好”，眼前就会浮现出她那拉长声调、装腔作势的扭捏之态，便会在心理和生理上产生出直想呕吐的反应。这些博知、好学的大孩子们，意外地从曾在上海、延安工作过的老爸、老妈那里获悉到诸多有关那位“旗手”的丑闻和斑斑劣迹，于是“红都女郎”之类的许多新闻便最早从计委大院的孩子们那里传散开来，以致这些孩子和父母都受到“四人帮”爪牙的追查和迫害，吃了不少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