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清白在人间：追思于是之

　　于是之走了，留下了我们对他无尽的思念。

　　记得是之先生曾在赠给观众的条幅中写了一句话：“留得清白在人间。”这也正是他人生的写照。先生的为人作艺，堪称躬之表，人之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还是刚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年轻演员，于是之和《龙须沟》的名字就已经在传颂了。一九五六年我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有机会在台下直接观摩先生的演出。他演的王掌柜、老马爷子和左宝奎等等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名优之死》中演的左宝奎，获得观众满场笑声和掌声。这种不是因为内容纯粹为演员表演而鼓掌的情况，在我看话剧的经验中是少有的。

　　这个时期我还是没有机会就近向他请教，只是远远地看到过他。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开什么会，有很多名人参加，开会前等人的时候，一些老同志哄着要他学毛主席讲话，结果他不仅学了毛主席，还学了周扬，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讲话，那音色及无意中带出的虚字和习惯等等，惟妙惟肖。因为周扬本人在场，“演出”效果格外精彩，把金山逗得前仰后合。这是我在台下唯一一次有幸看到他的表演。也使我看到他严谨性格之外活泼的一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要搞一台首都话剧界新年晚会，我作为主持人，在演出前要和演员沟通，把节目定下来。导演说别的节目差不多了，只有是之同志怕自己记忆力有问题，到时候忘词，所以在犹豫，让我去找他谈谈。第一次要见心中的偶像，不免有些紧张。谁知他非常亲和，毫无架子，一脸无奈地为自己的记忆力担心。后来我建议他不用背新的台词，而是用青年、老年王掌柜和老马爷子三个角色的各一段台词，来表现话剧演员的基本功。对我的建议，他欣然接受，也轻松了起来。

　　我们后来再见面是一九八二年在上影拍谢晋导演的影片《秋瑾》时，他演贵福，我演孙中山。孙中山只有一场戏，我觉得这比通过一出戏来塑造孙中山的形象还要难，所以提前来到组里，听导演的要求，和大家早点熟悉熟悉。

　　我在现场看于是之拍戏，拍的是他演的贵福即将出任浙江绍兴知府前的一场戏。他的台词中问到徐锡麟的名字，徐锡麟是剧中重要人物，应该强调的。我看到于是之在提起这个名字时，开始时连说了几个“那个那个——”似乎想不起来了，接着才好像想起来但又没有十分把握，所以犹豫地边说边问地淡淡地说出“徐锡麟”三个字。反复几次他都是这样表演，我想这是他特意的处理，感到这样处理不落俗套，很精彩。当时我和他同住在上海申江饭店，我常登门求教。有一天，谈到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没有表演的表演。”我就上面那段表演向他请教，是否属于没有表演的表演？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确实是设计的。并说徐锡麟在历史上很有名，但这时在贵福心目中还没占到什么分量，甚至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这样可能更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就像他在《茶馆》说到“小丁宝、刘麻子——”还有一个人一时想不起来，急得他用手直搓大腿，直到一拍大腿想起来了：“沈处长！”用反衬的方法突出了要强调的对象。我以为这种精心设计，又不露任何痕迹的表演，正是没有表演的表演。

　　那天他还告诉我一段插曲：前几天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来采访他，他提前下楼去迎接，没想到的是他刚刚下电梯，就被服务员狠狠地训了一通，因为他居然穿着拖鞋就下了楼。他被搞得满脸通红，无语地回到楼上。记者来后，他一面为没能提前迎接表示道歉，一面把挨训的事说了。第二天采访他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文娱版头条，第一段写的就是他挨训的事。饭店经理看到了文章，马上带着训他的那位服务员，登门当面道歉。从此以后，只要他经过，服务员都向他鞠九十度的躬。搞得他看到鞠躬和挨训一样的难受。他无奈地笑着。

　　后来，有一次谢晋请他和我到家里吃饭。饭后和他谈了想请他在《赤壁之战》中扮演曹操的事。他再三地推辞，甚至卷起袖子伸出胳膊说：“你瞧我手腕那么细，怎么能演曹操？！”在谢晋一再诚挚邀请下，他最后表示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在开拍前半年就把他借到摄制组，他好有时间为角色做准备。这使我想起他不久前对我说的话：“维坚，咱不当明星，当演员。咱没有明星那种昨天在另一个组，今天到了这个组，拿起了就演的本事。咱得准备。”谢晋理解，所以一口答应了，后来，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提前请他进组，他除了研究有关史料，每天还刻苦地练剑、练魏碑。

　　我们虽然很熟了，但在我心中一直是仰视他的，他对我却一直很平易。九十年代初，他的病已经有些征兆了。一次在儿童剧场看戏，在休息厅，他指着自己的嘴对我说：“维坚，你看我这嘴总在动，你会以为我在吃东西吧？其实没有，是控制不住！”他心中为此痛苦，他在倾诉！这刺痛着我，并永远记在了心头。

　　是之先生的追思会在首都剧场举行了，我在会上听大家追思他，他一生低调，不让称他为大师。可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活在我们心中的德艺双馨的大师！（石维坚）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