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 期待迈过三道坎（新春走基层·一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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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部门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国已达68.9万家。合作社让不少农民尝到了甜头，但似乎也遇到了不少“成长的烦恼”。业界人士认为，首先要解决贷款难问题；其次，政府帮助引进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对接，解决农产品销路、提升产品附加值；希望政府扶持合作社搞好农田水利建设。

　　“相比较单个养猪户，合作社以批发价购进饲料，一吨就可省三四百元；通过合作社卖猪就可以卖到8块2一斤,比往外卖要高2毛。”在吉林长春绿园区合心镇东安村，农民孙福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笔细账。

　　59岁的孙福是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2010年他挑头成立了祥和养猪生产专业合作社，如今发展到100多户社员，整个合作社共存栏一万多头猪。

　　第一道坎

　　资金紧张贷款难

　　虽然合作社发展态势好，但江苏常熟海明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海明还是忧心忡忡，“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资金和人才。”

　　顾海明说，“我们的土地是流转过来的，算是租种的，不能作为抵押物向银行贷款，银行连农业设施都不认，而农业又具有周期性，一季蔬菜最长要5个月才能上市，超市又是卖掉一季蔬菜结算一次钱。现金流非常紧张。”

　　想大发展的孙福也缺资金，到银行申请贷款，“什么土地证、猪舍做抵押都不好使，只有楼房做抵押才给你贷款。”

　　5里之外的长春新农家村四间房屯，利民果苗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民也对“贷款难”深有体会：2011年冬天，合作社申请到帮扶妇女创业的一笔5万元低息贷款，上级妇联都批了，钱也拨到信用社了，然而，办手续时，他带着五个社员跑了七八趟，也没跑下来。

　　“要求几证齐全，人名相符，那当初咱这土地承包证是写着我爸的名字。后来开春忙起来了，就顾不上了。算了，这点钱不够那来回跑腿费事的。”王民说起此事一脸无奈。

　　在河南沁阳，康辉农机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郭景明告诉记者，合作社打算建粮食烘干厂、面粉厂，衍生产业链、提高粮食附加值，正面临缺资金难题。他到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跑了很多趟，但农机又不能抵押。最后他找到农业发展银行，对方表示必须以公司形式才能贷款。合作社目前正打算依托聚丰粮行注册成公司，走企业化经营之道，解决融资难题。

　　第二道坎

　　缺少青壮劳动力

　　顾耀忠今年50岁，但在合作社却属于“年轻人”。比如跟他熟识的合作社会员陈惠畴，今年67岁，是种菜的老把式了，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喜欢种地”，儿子和儿媳在工厂做工，一家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就剩下他和他老伴了。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工人几乎都是陈惠畴这把年纪了。

　　顾海明告诉记者，在常熟农村，青壮劳动力主要从事工业生产，在地里干活的，多是老年人。“合作社除了50岁的顾耀忠这样的技术员，其他的农业产业工人几乎都是陈惠畴这把年纪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进城务工农民超2.5亿人，而常年在农村的人口中，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分别达到5000万人、4000万人、4700万人。2.46亿农业劳动力中，留守老人和妇女成了主要力量，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调查显示，浙江、江苏务农农民平均年龄已达到57岁。 

　　目前合作社土地面积已达3000多亩，消化了当地农村300多剩余劳动力，但多是妇女和老人。合作社不仅解决了技术推广难题、还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顾海明说，通过农田整合，将部分农民的零散承包土地以租借形式集中，统一管理耕作，科学种植，形成农田集约化管理。“限制农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分散的经营方式与规模效益间的矛盾。土地流转后，可以形成大规模种植，便于机械化操作，大大降低了种植成本，农资采购成本也降低了。”顾海明说。

　　顾海明介绍说，合作社的成立，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且技术方面实现了统一。合作社给会员提供统一的种子、布局和生产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解决了“卖难”问题。顾海明说，他之前种20多亩蔬菜时，也经历过卖菜难。“一家一户的小农去直接面对大市场，确实比较弱势。”他说，成立合作社后，有了规模，有了统一标准和品牌后，大超市反而会来找他。

　　“我现在直供常熟、苏州、无锡和上海的几个大超市。”顾海明说，为保证产销供应链条完整，合作社还在梅李镇建立6个共可储存200吨农产品的保鲜仓库，确保不同季节农产品供应的可持续性。

　　不仅如此，作为海明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方，海明蔬菜专业合作社还可使用“海明”牌商标。“我这个商标目前有了点小名气，生产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顾海明说。

　　“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后，从品种的引进、生产、管理、包装和销售所有环节都要求统一进行，既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又极大地降低了单个农户所承担的生产成本和市场风险。不过，缺少青壮劳动力成为制约因素。”长春市绿园区农业局局长吴庆江说。

　　第三道坎

　　不规范市场受限

　　在长春，一些合作社社员向记者反映，合作社内部运行缺乏监督，虽然设有理事会、监事会等监督机构，但多流于形式，少数人控制的问题仍然存在。其次财务不规范，有些存在不记账或只记“流水账”，不编制会计报表、不设置成员账户、不进行盈余分配等问题，让不少社员心存顾虑。

　　合作社与企业、市场间的联系与协作不密切，发展层次还很低下，并没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一些社员表示，合作社仍满足于收得进来，销得出去，所经营的农畜产品，缺乏精加工、精包装、打品牌、占市场的经营理念。

　　合作社无法开具发票，也让不少销售市场受到限制。河南沁阳的聚丰怀药蔬菜种植合作社，以往主要采取就地批发方式销售，客户都不要发票，但现在向商场超市供货则需要发票进行税费抵扣。

　　理事长沈永国无奈地说，因为没有发票，合作社只能拒绝给超市供货，等于自断一条销路。曾有几家大超市找合作社供山药，超市明确要发票，他就去税务部门申请发票，但对方称需要提供出资明细、年产量、年销售收入、产品价格、利润收入等很多他听都没听过的材料，他觉得手续实在太麻烦，只好作罢。

　　合作社合作层次不高，让部分农民参与积极性并不高。目前大部分合作社唯一的资金来源便是入股农民自筹，但只有少数带头人比较有积极性，大多数农民要真正见到赚钱后才愿意出资。“一些地方，合作社建设热在省里、忙在县里、急在乡里、冷在户里。”王民说。

　　“下一步，合作社应该由数量扩张式发展向规模、质量和效益提升式发展转变。”吉林省农委农经处处长吕子臣说。他认为，合作社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仅靠农业、农经部门的一己之力，难以顺利发展。   

　　沈永国认为，首先解决贷款难问题。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合作社获得低息贷款。“种地本来就利润少，如果贷款利息太高，到头来等于白干。”其次，政府帮助引进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对接，解决农产品销路、提升产品附加值。此外，他还是希望政府扶持合作社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对水利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合作社资金不足，希望政府能帮助打井、架线，提供技术改善灌溉条件。”沈永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