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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王金伍认为，乱罚款难以治理的原因很多，比如管理部门多、罚款标准不一，“擅自改变车辆颜色，交警罚500元，运输部门最高可以罚两万元。对于超载，交警最高罚款2000元，交通部门最高罚3万元，相差15倍。运管部门也能罚超载。货车司机如果都接受处罚，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王金伍发现，很多地方把治理“三超”变成了“经营”“三超”，“给钱就让通行”。
有一次，相关部门召集他就治理三超开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很多地方，罚完款也不用卸货。很多部门在经营‘三超’，希望你下次还能走。结果是越治越超。”
会后，还有官员私下对他讲“苦衷”：基层相关部门人员太多，经费不足，没有钱，养不起人，只能罚款。
王金伍一听就火了，“这个逻辑太荒唐了！难道老百姓没有钱了，就可以去偷？”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王金伍还得知，很多基层执法部门，每月都有罚款任务。“很多罚款多的都是单位的‘功臣’，只要一出事就处理罚款人。”
王金伍认为，这种现象难以杜绝的原因主要在法律和体制上。“执法部门太多，对相同的违规行为，相关法条很多，处罚数额不统一，各有各的理。监督投诉机制都是‘老子管儿子的模式’，投诉过程很艰难。”
“乱罚款、收黑钱的现象不制止，危害的是国家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王金伍说，获嘉县的事情不是个案，在一些地方，此类事情依然在上演。
王金伍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他下一步准备收集更多的交通运输部门的收黑钱的证据，引起社会关注，推动交通运输部门的规范执法。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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