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共話新時代社會治理創新

“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是一元化的……”

“把人民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的實際效果……”

“要利用現代化技術建立‘網絡’+‘網格’的社區治理平台……”

近日，由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中國法學會聯合舉辦“共話新時代社會治理”座談會在京召開。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為指引，多元建言，多方參與，為新時代社會治理貢獻智慧力量。

優化治理：將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為人民幸福計、為長遠發展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新社會治理思路、理念、體制機制、方法手段，我國社會治理取得巨大成就。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精髓是‘三共’和三個‘人人’，即人民群眾在在黨的領導下共建、共治、共享，形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社會治理共同體命題，不僅是建設社會實踐共同體，也是價值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文顯這樣解讀。

從治理層面談，夯實黨領導社會治理的理論基礎和政治遵循，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抓手。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和全局高度，社會治理被賦予重要使命，成為“中國之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十分明確提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這表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是一元化的。”張文顯這樣論述社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關系，“在社會治理體系、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要加強黨的領導。”

同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將民主協商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人民政協正牢牢嵌入國家治理架構之中。“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必須樹立科學的社會治理理念。充分發揮專門機構作用，把人民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的實際效果。”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陳曉光表示。

“在社會治理中提出‘民主協商’是一次重大創新，意味著民主協商將在完善社會治理和提升治理能力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發揮重要的作用。”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分黨組書記、主任沈德詠這樣說，“新時代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凝聚作用、協商功能、治理效能，以協商民主推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走深走實：在基層實踐中探索社會治理的良方

深入基層，扎根大地，在基層中實踐探索社會治理的良方。在座談會上，專家學者熱烈討論，“黨支部的堡壘作用”與“人才引進”成為鄉村治理的兩大關鍵要素。

“我的家鄉重慶奉節是國家級貧困縣，過去基層治理能力薄弱，老百姓的農產品雖然品質好，但是銷路差。”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合伙人會議主席劉紅宇回憶起家鄉曾經的貧困面貌，仍記憶尤新。

如今，當她再次回到家鄉調研時，卻倍感震撼，“完全可以成為我心目中最美好的鄉村治理范本”。這是由於“兩委”活躍，力量增強，黨支部在當地非常有公信力，“村民既是股東，也是員工，精神面貌、生活環境等有很大改變。”劉紅宇介紹。

“鄉村治理應當將黨建引領和法制保障相結合。在之前調研中我們發現，村組織體中黨支部能夠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時，村庄組織體健全、統一經營，非常有活力。”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土地法制研究院教授陳小君發言時表示。

鄉村要振興，需要人才和文化。如何破解鄉村人才難題？西北政法大學校長助理、教授汪世榮從事楓橋經驗研究已有十幾年，在他看來，楓橋經驗的成功願意之一是公職人員返鄉走親制度，“所有公職人員每個人到出生地所在黨支部報道，幫助當地人脫貧致富。”

“通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式，讓更多有情懷又有能力的人回到鄉村。”劉紅宇強調。

科技支撐：互聯網賦能智慧鄉村智慧社區建設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優勢賦能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

“要重點關注智慧鄉村與智慧社區建設，發揮信息技術在政策評估、風險防治、治理決策等方面作用，從依靠經驗決策向依靠大數據決策轉變。”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互聯網經濟研究室主任李勇堅表示。

如何利用互聯網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丁元竹看來，需要從兩方面加以認識——

“一是互聯網大大改變了社會結構，呈現出網絡媒體化和媒體社會化的特點﹔第二，城鄉人口都在普遍使用互聯網，中國社會出現城市、農村、信息社會三重社會的交替。”

去年，丁元竹在政協提案中建議將寬帶作為公共服務向全民服務。“江西的一個鄉鎮書記告訴我，寬帶覆蓋村落后，農民從做常規貿易轉為做電商，全村經濟發展起來。這讓我不禁聯想，能否將寬帶作為發展性公共服務進行推廣。”

“在把握整體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可以從分層角度看電子政務發展，從網絡、數據、政務服務等看到頂層部署在各方協同作用下所取得的成績。”中國法學會網絡與信息法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周漢華指出。

建立“網絡”+“網格”的社區治理平台，通過互聯網與大數據發現問題、制定對策、回應關切、發現矛盾，完成一站式基層服務平台。目前，一些互聯網企業著手推進互聯網與鄉村治理進程。

在推動互聯網賦能基礎上，也要直面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所需要的法治保障。“公共法律服務概念的提出，也是今天社會治理模式現代化轉型的拐點。從公共性、公益性的角度，將法制化治理模式拓展到社會治理的多個層面。”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楊凱指出。

“互聯網核心解決的問題是整個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決策問題，如何界定權利義務，管理如何向從事互聯網經營企業的日常合規建設上轉移，如何與刑事處罰相聯系。”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延安從法治層面講述了互聯網犯罪的治理問題。

利用互聯網賦能社會治理，從“剛性治理”到“剛柔相濟”，新時代社會治理創新前景廣闊。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既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又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