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午后,走進天津北辰區瑞益園社區,置身公園的感覺真真切切——牡丹園、月季園、聽書園、黨建園、民俗園、健身園、統戰園……每個園區各具特色。還有“北辰百姓議事廣場”,總有人在此討論社區發展的事。
若不是聽居民介紹,記者難以相信,就在幾年前,這裡還是一個環境臟亂、違建林立的保障房社區。后來,當地黨委下決心整治,基層政府投資,社區統籌管理,志願者無償服務,物業公司出錢裝飾,共同成就了社區的今天。
瑞益園的華麗轉身是天津社會治理優化的一個縮影。近年來,天津以加強黨建為引領,以放權基層為重心,聯動統籌各種力量,逐步探索出創新市域社會治理的“天津算式”。
“書記帶頭”下基層:黨建凝聚社會治理向心力
16日實地察看老舊小區加裝電梯籌備等情況﹔17日去轄區內多家養老機構調研﹔18日到區屬國有企業調研……這是10月中旬天津市和平區委書記陳紹旺的幾項日程表。
“社區換屆遇到問題,我去解決﹔街道衛生出了狀況,我去解決﹔鄰裡出現糾紛,我還會去解決。社會治理沒有小事,因為我是‘戰區主官’,是第一責任人。”陳紹旺說,他的辦公地點已經搬到了百姓身邊。
在天津,“戰區制、主官上、權下放”是早已深入人心的社會治理原則,全市被視作國家治理的一個“戰區”,16個區、248個街鎮、5205個社區村層層劃分為“分戰區”,各“戰區”黨委書記是該區域社會治理的第一責任人。
“市域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天津作為一個直轄市,既有城市也有鄉村,社會治理層層‘戰區’的劃分,既有利於各級在全域范圍內調配資源,也有效避免了責任主體不清、職責權限模糊的問題,而黨委‘一把手’負總責的機制,則確保了黨建引領這條紐帶切實發揮作用。”天津市委政法委專職委員何德成說。
南開區萬興街道域內駐街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有46家,過去,很多單位級別高、難協調。現在,天津市構建街道“大工委”、社區“大黨委”,萬興街道工委與駐街單位形成了共建共治合力,挺起了街域治理的“主心骨”。
除了政府部門,黨建也把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擰成一股繩。河西區解放南路商圈有5家大型賣場、12家大型商業體,過去黨組織不健全、市場同質競爭無序。2018年,“商圈黨委”成立,聚焦黨建、經濟、民生,深入開展27項服務,優化了營商環境,也改變了商圈面貌。
目前,“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已被天津83.7%的業主委員會寫入業主大會議事規則、被71%的物業公司寫入公司章程。
放權減負重基層:改革激活治理一線生命力
在全國各地普遍重視環境綠化美化的當下,天津和平區新興街道朝陽裡社區的居民耿慧敏不曾想過,自己提出“拆除小區花壇”的建議能夠很快得到落實。
原來,耿慧敏家的樓緊挨著一條河,每到夏天,小區裡的花壇雖然美麗,卻也總會招來大批蚊蠅。今年夏天,新興街道在了解到居民的這一訴求后,很快協調區城管委、綠化管理所進行實地調研,經過分析研判,最終把花壇拆掉了。
“街鎮吹哨,部門報到。”天津在充分吸收其他地區經驗的基礎上,將街鎮機構精簡到“1委8辦3中心(站)”,賦予街道對有關部門的“吹哨”調度權、考核評價權、人事建議權,同時明確提出應該由部門落實的工作職責不得下派給街道社區,確保街道聚精會神抓黨建、抓治理、抓服務。
和平區新興街道黨工委書記王穎表示,天津以機構改革為依托的“吹哨報到”,重新定義了基層政府或派出機構與職能部門之間的關系,基層在獲得賦權的同時,也甩掉了很多不必要的負擔,真正得以輕裝上陣,保証其在社會治理一線的生命力。
不僅如此,天津的很多街鎮更進一步對社區村下放權力,激發基層自治組織的活力。
今年以來,根據國家有關政策,薊州區下營鎮黨委決定將各村收取的宅基地有償使用費全部返還給村,通過擴大財權增強了村集體興辦公共事業的能力,同時將宅基地安排和使用等重要事項的決策權全部下放到村,而各村對鎮職能部門考核結果直接計入部門績效,讓村干部既有責擔事,又有權管事,更有資格說事。
聯動各方靠基層:社會統籌矛盾化解創造力
在天津濱海新區海濱街道華幸社區,38歲的田壽權每天都會騎著自行車在社區周邊轉好幾圈。幾年前,作為一名“上訪戶”的他無所事事,現在,他是當地的一名“網格員”,巡邏是他的職責。用他自己的話說,“角色轉變有點大,現在的工作很有意義,想明白很多事情。”
為改變各地普遍存在的“七網八網、各自為戰”,天津將全市劃分網格1.9萬個,配備專兼職網格員2.4萬余名,明確社區村黨組織書記擔任網格長,民警擔任副網格長,整合熟悉基層情況的社會力量共同實現社會治理,將矛盾糾紛化解於萌芽之中。
北辰區井田公寓社區居委會主任張蓮喜告訴記者,在重新劃分的網格之下,他們還建設了鄰裡守望互助微信群,樓長擔任群主,群成員就是每個樓門棟的家庭成員。“一天晚上社區突然停電,居民議論紛紛,通過鄰裡守望互助群,我們第一時間得到消息,馬上聯系電力公司了解情況、恢復電力,保障社區居民正常生活和情緒穩定。”張蓮喜說。
在天津,從全國第一個社區志願者組織發祥地和平區朝陽裡,到現在“河西大姐”“北辰百姓”等志願服務“品牌林立”,社會治理中的百姓自發力量不斷壯大。58歲的“河西大姐”王富珍告訴記者,志願者“熟人好辦事”,可以有效成為政府部門和群眾之間的潤滑劑。
此外,天津還以開設議事廳、工作室等形式,統籌鄉賢、退休政法干警等力量幫助排查和多元化解矛盾糾紛,也通過加裝電子監控、APP上傳問題等科技手段,形成“群防群治”。(記者 李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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