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基礎

　　何載個人照。受訪者供圖

　　何載原名容恭，1919年11月生於甘肅成縣，今年整100歲了。在革命年代，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載，意思是願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力拉車、負重前行。1936年他參加革命，1938年2月入黨，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1950年先后任中央政秘室秘書、中辦秘書室副主任、主任，兼中南海總支書記。1958年至1979年，他被下放到農村，參加勞動21年。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百廢待興，人民期盼著撥亂反正。次年，胡耀邦任中組部部長，主持冤假錯案平反。隨后，何載被調往中組部，任秘書長兼干部審查局局長，具體負責平反冤假錯案。1995年退休后，年過七旬的何載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貧事業上。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何載“改革先鋒”稱號。他被評價為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執行者，為廣大干部投身改革開放熱潮創造了條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何載說，“我只是做了一名共產黨員應該做的本職工作。總的來說，我是幸運的，只是我蒙受黨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貢獻得少。”

　　談冤假錯案平反

　　“至關重要時刻，鄧小平適時提出‘要完整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新京報：當時平反冤假錯案，具體有哪些阻礙？

　　何載：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百廢待興。人民期盼著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錯案。

　　“撥亂反正”這四個字，包含著多少沉重的內容啊！真是征途險惡困難重重。當時，“兩個凡是”是最大的攔路虎，到底有多少冤案，誰也說不清楚，胡耀邦剛到中組部就說，“積案如山，步履維艱。”

　　另外，平反冤假錯案還受到官僚主義和派性的嚴重干擾。有的領導干部不催不辦，催而不辦﹔既不從命，又不受命。有的黨委組織和政府部門給屬於本派的人“好說、好辦”，不是本派的人“頂著不辦”。

　　新京報：突破口是如何打開的？

　　何載：在至關重要的時刻，鄧小平同志挺身而出，適時提出了“要完整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說的話要正確對待，不能把這一時期說的放到那一時期。這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禁區，為撥亂反正奠定了大方向，斷掉了“攔路虎”。鄧小平還提出了“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快不宜慢”等幾個原則。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胡耀邦提出要全黨辦案，還提出了“兩個不管”：“經過實際調查核實，分析研究，對不實之詞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這把人們頭上的緊箍咒打破了，為平反冤假錯案打開了道路。

　　談“實事求是”

　　“對個人來說是道德問題，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新京報：這項工作很龐大也很復雜，辦理起來壓力是否很大？

　　何載：平反冤假錯案，影響面大、牽涉人多、案情繁雜，我們很著急、壓力也很大。我自己蒙冤了21年，我特別能理解這些申訴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我與他們感同身受。那段時間，面對雪片似的信件，我們夜以繼日處理，每天吃住基本都在辦公室，沒下過樓。

　　新京報：在落實干部政策時，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何載：實事求是，對個人來說是道德問題，對我們黨來說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我們黨群眾路線的根基裡面就蘊含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沒有實事求是就談不上具備調查研究的方法，更談不上給群眾辦實事。干任何工作能不能成功，關鍵是能不能實事求是。

　　平反冤假錯案這項工作非常復雜，影響面大。必須堅持把實事求是貫徹到工作全過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全面地歷史地看待干部，以事實為依據，以黨的原則為准繩，做到是非清楚、功過分明，使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錯綜復雜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處理，真正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新京報：談談“平反冤假錯案”的歷史意義。

　　何載：這是我們全黨參與的一項偉大工程，總設計師是鄧小平同志，貫徹執行的是胡耀邦同志。這麼多冤假錯案平反，說明隻有我們黨才有這個膽識、勇氣、魄力和能力，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為大批干部伸張正義，解放了干部，為中國改革開放掃清了障礙。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投身改革開放浪潮，有的擔任了省委書記、省長，大膽作為，對改革開放起了推動作用，維護了中國社會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是一種歷史性貢獻。

　　談參與扶貧

　　“扶貧過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過程，提高他們對改革開放的認識”

　　新京報：退休后你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貧工作中去，是什麼緣由？

　　何載：我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從小與農民有著深厚感情。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農村還有2.5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國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貧外，還動員社會力量參與。

　　我覺得老同志也要行動起來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議下，我們組織成立了中國扶貧基金會，李先念任名譽會長，項南任會長，林乎加任顧問，我后來任常務副會長。

　　新京報：基金會是如何開展工作的？

　　何載：當時扶貧和現在很不一樣。最開始基金會籌到錢后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當地人沒有脫貧的志向。在甘肅定西，常年干旱，吃不上水，我們動員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說“我爺爺、父親都住在這裡，我不搬，寧肯窮也不搬。”所以，我們提出口號“扶貧先扶志”，把志向端正。

　　隨著扶貧工作深入，沂蒙山區人民提出了強烈要求：“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干部”。在這種觀點啟發下，我和項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進地區和滯后地區間組織實行干部交流。經請示、呼吁、奔波、商談，決定先從蘇南和陝南32個縣開始，每縣派出2人。為了揚長補短，規定江蘇干部去陝南任正職書記，陝南干部去江蘇任副職。

　　新京報：也就是說，扶貧過程也是解放思想的過程？

　　何載：對。扶貧工作我們抓住“牛鼻子”，就是解放干部思想，提高對改革開放的認識。陝南的干部到蘇南后，在實踐中學習沿海城市先進經驗，解放思想。蘇南的干部到了陝南，帶新思維、新做法，對當地干部是一種震撼。但一個很大缺點是不懂得“等價交換”。后來總結經驗，我們推動上海與雲南、天津與甘肅、福建與貴州等省市干部交流，互相引進項目，培養干部，互相促進、取長補短地發展經濟，這也為后來對口支援新疆、西藏提供了參考。

　　新京報：舉辦扶貧培訓班留下了哪些經驗？

　　何載：干部交流激發了勞動模范積極性，江蘇吳仁寶、秦振華率先提出“先富幫后富”、“一個地方富了不算富，全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願意幫助貧困地區培訓干部和人才。

　　基金會抓住機會，鼓勵吳仁寶、秦振華、魯冠球等勞模，為貧困地區舉辦培訓班。勞模辦培訓班意義特殊、效果顯著，培訓針對性強，教學內容切合實際，也加強了勞模對貧困地區的了解和友情。此外，這些勞模還到窮困地區辦企業，帶去新項目和先進做法，極大刺激了當地經濟發展。

　　新京報：你認為當時扶貧工作有哪些特點？

　　何載：長期實踐中，我總結出扶貧工作有三個特點：一是長期性、系統性，這項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有時代性，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任務，九十年代初期是轉變觀念，現在我們提倡精准扶貧﹔三是有社會性，扶貧需要社會力量大力支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2020年我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我相信，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下，這個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新京報：回顧過往，你會用哪些話總結？

　　何載：我這一生，飽嘗過勝利的喜悅，也領略過酸甜苦辣。走過的路像一條長河，時而風平浪靜，一馬平川﹔時而深山峽谷，驚濤駭浪。但總的來說，我是幸運的，只是我蒙受黨和人民哺育得多而貢獻得少。

　　新京報記者 何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