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個外號叫“4%”專業戶

　　談到政府對教育投入佔GDP4%這個話題，我要先談談自己的經歷。

　　我於1940年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市嵊州甘霖鎮一個貧農家庭。我家在1949年解放前無田無地，是屬於赤貧家庭。父母帶著我們兄弟姐妹一家7口人，住在連廚房都沒有的一間小房子裡，有時連飯都吃不飽。即便是那樣的環境，當地的求學風氣卻很濃，無論多窮，大人都讓孩子讀書，我父母受這種思想的影響，送我到甘霖鎮小學讀書。我在那裡度過了快樂的小學時光。

　　由於家裡貧窮，我小學畢業后輟學在家。兩個月后，抵不住讀書的誘惑，父母把我送到離家十多裡外的一所初級中學繼續就讀。因交不起住宿費，我和另外兩個小同學租了一間農民的小房，每周星期日從家裡和學校之間往返二十多裡，肩挑油鹽柴米到農民小屋，自己做飯，同窗共宿，完成初中學業。

　　為了補貼家用，也為了供我繼續讀書，母親到浙江紹興一中一位老師家中當保姆。同年，我考入了浙江紹興一中讀書。紹興一中的第一任校長是蔡元培先生，教導主任是魯迅先生，它是當時浙江省五所重點中學之一。我在紹興一中純正的學風中度過了高中，期間由於家境貧寒，學校給了我甲等助學金，經濟上保証我高中畢業。

　　1952年，國家組建了很多新的大學，當時北京學院路的八大學院：地質學院、礦業學院、石油學院、鋼鐵學院、農機學院、北京醫學院、北京郵電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就是為國家國民經濟發展培養專門人才而設立的。

　　1958年，我參加了高考，為了方便照顧家裡和弟弟妹妹，報考了離家較近的3所大學。可是，等我收到千裡之外的“北京航空學院錄取通知書”時，傻了眼，太遠了！路費怎麼辦？但又很興奮，北京是首都，能到北京讀書多幸運呀！

　　等我籌足路費趕到北航報到時，開學日期已過了一個星期。那一屆，很多像我這樣的窮苦子弟被招入北航讀書。學校根據家庭貧困情況，制定相應等級助學金，幫助學生完成學業，我還是享受甲等助學金。

　　從中學到大學，一直都是國家在供我讀書。

　　1978年，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教育的對外開放拉開了序幕。

　　那時，我已經由一個“吃不飽飯的娃”成長為一名既搞管理又搞教學的雙肩挑干部。1980年，經過從嚴從優選擇，我又有幸成為改革開放早期由國家送出國的留學生中的一員，前往英國克蘭菲爾德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那時由於國家貧窮，外國人看不起我們，學校認為我們什麼都不懂。但是，半年后，由於我們的出色表現，不僅被免除了學費，而且在實驗室給我們每人配置辦公桌，獲得了學校教師的部分待遇。

　　說到這裡，我要回頭說一說那個4%了。

　　其實，4%不是我最早提的。從八屆全國政協開始，北京工業大學原校長王滸委員就一直在說這個4%，后來大家拜托我繼續關注。我第一次參加全國政協全會，就當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的面說：“4%這個目標還沒達到，是誰的責任？”李嵐清當場表示：這個問題要解決。

　　2001年兩會期間，江澤民總書記到醫衛、教育聯組會上聽討論。輪到我發言時，我再提4%，同時又加了一個新話題“高校擴招后教學質量下降”。記得江澤民總書記和我對話了20多分鐘，這個內容媒體后來都有報道。

　　2006年，我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言的主題還是4%。在大會發言中我通過翔實的統計數字說明政府對教育投入沒有達到GDP的4%的現狀和原因，並向政府呼吁和建議盡快實現4%。有人笑著說，“今年還是4%呀。”當了10年政協委員，我每年的提案和發言都與這個4%有關。

　　2012年，4%終於落實了。從1993年國家提出規劃，4%走了整整20年。有人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4%的目標是實現了，但貴在堅持，教育是需要持續關注的。

　　在舉國歡慶新中國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之際，我最想說的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的今天。我是新中國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全國政協給了我建言資政的平台，使我有幸參政議政，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也充分說明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記者 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