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履謙：履行謙遜，心向藍天

眼前的張履謙，人如其名，溫厚而謙和。從事航天工作七十載，他的傳奇經歷早已在時光的淘洗下，悉數沉澱為心底那份從容和恬淡。

1951年，清華大學畢業后分配到軍委通信部，從事雷達與抗干擾工作﹔1957年，調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參加航天事業創建，從事“兩彈一星”研制工作﹔1965年，任七機部二院23所副所長，進行防空反導技術攻關和新型雷達研發﹔1979年，調七機部450工程辦公室，從事我國第一顆地球同步通信衛星的微波測控系統研制……

顯然，這是一份沉甸甸的簡歷，寥寥數語間的輕描淡寫，無法掩蓋文字背后承載的波瀾壯闊的歷史，以及由此造就的功勛卓著的人生。

從黑暗走向光明

1939年9月至10月，中國第九戰區部隊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區對日本軍隊進行防御戰役，張履謙被迫四處逃難。路途中，日本飛機從頭頂呼嘯而過，機槍肆意掃射，他得了流行疫病，幾次休克。

“落后就要挨打，隻有國富兵強，才能不受外國欺凌。”苦難的歲月磨礪了張履謙頑強的意志，即使在炮火連天的逃難歲月甚至身患重病之時，他都挎著書包，一有喘息的機會就如飢似渴地學習。

日本戰敗投降后，張履謙在老師的幫助下念完高中，並於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

這是一段從黑暗走向光明的歲月。1948年，就在國民黨反動派滅亡前夕猖狂鎮壓學生運動的時刻，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張履謙被分配到軍委通信部，從事雷達與抗干擾工作。

當時，抗美援朝戰爭正處於艱苦的相持階段，美國B-29飛機對鴨綠江兩岸狂轟濫炸，並施放電磁波干擾，使我國前方防空雷達不能發現目標，指揮雷達不能引導空軍作戰。危急情況下，張履謙奉命奔赴前線，提出雷達收發設備同時快速變頻、使用瞬時自動增益控制和多站雷達交叉定位等解決方案。“戰地器材短缺，形勢又緊迫，我就用罐頭盒制作電容器，用拉杆麻繩作聯動裝置。設備雖然簡陋，但思路正確，很能解決問題。”張履謙說。

時隔60多年后，當初張履謙採用的解決方案，至今仍然是各種現代雷達抗干擾的基本手段。

1952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軍委通信部成立了全軍第一個電子對抗組織——雷達干擾與抗干擾組，張履謙任組長，領導研制了多種雷達抗干擾電路，送往前線部隊試驗使用。他還總結前線抗干擾經驗，寫成操作規程頒發給全軍，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電子對抗的首個條例。

在此基礎上，1956年，總參通信部又成立雷達干擾與抗干擾研究室，張履謙任主任，領導研制多種雷達抗干擾電路和偵察干擾設備，培養技術骨干30余人。“如今，他們大都成為我國電子對抗領域的技術領軍人才，比如做干擾機的俞德生，搞接收機的任德驥，還有研究反干擾的何武城……”說到這兒，張履謙的話語中滿滿都是驕傲與自豪。

一舉打下五架美國U-2飛機

1957年，張履謙調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參加中國航天事業的創建。

為了構建地空防御系統，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了“紅旗一號”地空導彈的仿制工作。1960年8月，中蘇關系惡化，一夜之間，蘇聯就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帶走關鍵的設計圖紙。

一沒人才，二沒器材，三沒設備，怎麼辦？“沒人才，自己培養﹔沒設備，自己造﹔不懂，就搞反設計。中國人硬是白手起家，仿制出這枚‘爭氣彈’並打靶成功。”張履謙回憶道。

1962年，“兩彈一星”研制進入關鍵時期，美國U-2高空偵察飛機頻繁進入我國領空刺探軍事情報，並干擾地空導彈雷達站。張履謙向軍委總部獻策，親臨現場改裝雷達。1965年1月10日，我國首次使用“紅旗一號”擊落美國U-2飛機。

“第一架打它個措手不及﹔第二架、第三架帶有偵察接收機，隻能近打快打﹔第四架發假信號抗干擾，我們也改變了雷達的工作體制﹔等到我們研制出‘紅旗二號’后，第五架自然就有去無回了。”張履謙說。

“電子對抗是戰斗力的表現，雷達若無抗干擾能力，就是一堆廢鐵。”在張履謙看來，雷達和電子對抗事業對於國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意義重大，“即使在和平時期也有來自外部的干擾，需要隨時警惕”。

天上要穩，必須在地面下功夫

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研制試驗通信衛星，與原子彈、導彈一道列為“兩彈一星”的“三抓”工程。試驗通信衛星的測控系統由一部微波統一測控（雷達）系統和一部超遠程跟蹤引導雷達構成。張履謙擔任總設計師，負責研制這兩部雷達。

在高端儀器缺乏、器材無法引進的情況下，他率領研制團隊克服畏難、浮躁情緒，自力更生，研制出全部國產化設備。1984年，超遠程跟蹤引導雷達在地平線處捕獲衛星目標，成功對其進行測軌和姿態調整，使我國在地球赤道軌道擁有了位置資源。而微波統一測控（雷達）系統的研制成功，為我國建立載人航天和空間站的空間測控網、研制月球和太陽系行星的深空探測網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

鮮為人知的是，作為我國第一代衛星導航系統的策劃者之一，張履謙同其他專家論証后提出：可以利用微波統一測控（雷達）系統作為地面站，再利用地球同步通信衛星的成熟有效載荷，配以大型計算機，在我國建立雙星定位系統（即北斗一號衛星導航系統）。這一建議最終得到中央批准並實現，由此揭開了我國建立北斗導航衛星系統的序幕。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張履謙的角色開始發生變化，由科研領軍人物轉向航天工程的科技戰略顧問。

那段時間，他牽頭撰寫了《提高我國應用衛星研制水平的研究報告》，提出衛星研制的需求、差距、發展型譜、關鍵技術、解決途徑、措施等具體建議，得到原國防科工委的採納，我國迎來衛星研制的嶄新局面。

“一輩子同藍天打交道，其實，我就做了兩件事——學習和實踐。”如今，93歲的張履謙一有空就來到辦公室，眼望窗外藍天，心中思考著還能為航天強國做些什麼。（記者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