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揚：如果種子不死

【述往】

鐘揚（1964—2017）湖南邵陽人，199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前系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組部第六、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長期從事植物學、生物信息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2017年9月25日，鐘揚在赴內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學院為民族地區干部講課的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年僅53歲。2018年3月29日，中宣部追授鐘揚“時代楷模”稱號﹔2018年6月，獲得“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2019年2月，獲得“感動中國2018年度人物”榮譽。

有一個人的生命，記錄著前人未及的巔峰——

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北坡，他帶領團隊採到高山雪蓮，攀登到中國植物學家採樣的最高高度﹔

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他的團隊找到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並將成果無償提供給全球科研機構﹔

他帶領團隊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植物種子的歷史空白。

有一個人的科研，十幾年前就已做到國內頂尖——

1996年，他根據自身研究成果，建立了基於分類本體論思想的生物學交互分類信息系統，引起國際學界廣泛關注﹔

2001年，他參與編寫《簡明生物信息學》，在當時被譽為國內生物信息學前沿著作，至今仍被用作高校生物學教材﹔

他主持編寫《基因計算》等３部科普著作、《大流感》等６部科普譯著，為科普教育事業作出卓著貢獻。

2017年9月25日，著名植物學家、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鐘揚教授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車禍，5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鐘揚說過的話猶在耳邊，但在嚴寒雪原上穿行的學生們，卻再也得不到他的無私庇護。

為什麼他幾乎每天工作近20小時，16年如一日投身援藏，17年如一日參與科普，為科研教育事業奮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為什麼他的心跳已到每分鐘44下的臨界值，卻依然選擇邁著不靈活的雙腿，在高原上艱難行走，攀爬著基礎科研的高峰？

為什麼他在突發腦溢血后剛剛蘇醒之時，就口述下一封給黨組織的信，立下“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的誓言？

讓我們走進復旦校園，走進雪域高山，走近這位植物學家艱辛跋涉而無限精彩的一生。

跋涉者

“隻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青藏高原，烈日暴雨交替侵襲，稀薄的空氣睥睨著每一位野外工作者。然而，在無數不知名的雪山上，成千上萬的植物都見過這樣一個身影——

四五十度的陡坡，一個八九十公斤重的人在艱難攀爬，臉龐被晒得發紫，牛仔褲和格子襯衫上濺滿泥漿。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每走一步都好似要用盡全身力氣，可他走在一群年輕人前面，從不喊停，從不減速。

這就是每年平均150天在世界屋脊漫山荒林之間穿行的鐘揚。

2001年，鐘揚第一次進藏。有的人不理解：一個上海學者，為何要跑到西藏搞科研？

從上海到西藏，5000公裡的距離在地圖上也就一拃長，但在鐘揚看來，卻是從種質資源窪地到富礦的“穿越”。

青藏高原是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有將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佔中國高等植物物種的18％。然而這麼多的物種，卻從來沒有人進行過徹底盤點。從一個植物學家的角度來看，青藏高原是一片富礦，也是一片空白。

鐘揚經常跟人說：“假設西藏有一種應對癌症的植物一百多年后沒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採集過5000粒種子，並且把那5000粒種子放在了一個罐子裡。后人拿出來種，即使隻有500粒能活、50粒能結種子，這個植物不就恢復了嗎？”

一種基因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一顆種子可以改變一個民族的未來。帶著填補歷史空白的想法，鐘揚一腳踏入青藏高原這片“生命禁區”，一走就是16年。

2014年，國慶節前夜，西藏大學。

“明天咱們去堆龍德慶，採擬南芥！”鐘揚忙完一天的工作，籌劃著第二天的“探險”。

堆龍德慶，藏語意為“上谷極樂之地”，然而，鐘揚此行面臨的卻是4600多米海拔的高原峭壁。

擬南芥，20世紀50年代曾被編入植物志。然而，在基因技術應用之后，由於沒有人在青藏高原採到過它的樣品和種子，無法對其進行基因組測序和深入分析。誰一旦找到這種植物，就掌握了逆境生物學研究的新材料，也就能再現高原植物的起源進化過程。

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博士生劉天猛至今無法忘記鐘老師帶領他們尋找野生擬南芥的情景：“鐘老師大口喘著氣帶著我們往山上爬，一邊爬，一邊還不忘向我們介紹採集植物的知識，從來沒見他歇息過。”“他就是要帶著我們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裡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無數個這樣平凡的日子，拼湊成鐘揚在世界屋脊上艱辛跋涉的日日夜夜。

在鐘揚心目中，有這樣一個“小目標”：每一份種子樣本，要收集5000顆種子。

按照採集標准，要集齊這5000顆種子，是不能在一個地方收集了事的，必須再換一個直線距離50公裡以外的地方採集。

西藏大學理學院拉瓊教授算了一筆賬：集齊一份種子樣本的5000顆種子，大概要跑500—1000公裡。一天800公裡，星夜兼程，已是極限。

陡坡直上直下，鐘揚在跋涉。不管多遠多危險、高原反應多嚴重，隻要對研究有幫助，他就會帶領學生，在林芝、日喀則、那曲和阿裡等地區採集野生植物標本和DNA樣品，一顆一顆地採、一個一個地做。

月亮彎了又圓，鐘揚的燈火不息。16年來，他帶領學生初步摸清了西藏生物資源的分布特點，西藏植物研究的空白一點一點被填補，多個物種的遺傳多樣性、保護生物學、譜系地理等領域研究也越來越深入……

痛風發作了怎麼辦？撿根樹枝就是拐杖。鐘揚不願坐在車上等，他怕學生們上山不安全。

野外採樣開夜車事故頻發怎麼辦？得防止司機睡著。鐘揚的身子挺不住，可他硬是坐在副駕駛座上一邊喘著粗氣，一邊和司機長夜聊天，讓學生們在后座安心睡覺……

無法想象的苦，卻總有更驚人的毅力去克服。

無數個野外的清晨，鐘揚嘴唇凍得發紫，還要忍著身體不適給學生們做早飯，“你們年輕，要多睡會兒”﹔早晨6點出門採集種子，到了晚飯時間還沒吃上飯，最后隻見鐘揚帶頭從地裡刨開土，抓起混著泥巴的蘿卜往嘴裡塞，一邊嚼一邊說：“純天然的東西，好吃。”

…………

那是一份持續了16年的愛。劉天猛說，平常人可能很難想象鐘老師為什麼這麼熱愛採樣，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熱愛都可能不會持續那麼久。

太熾熱的愛，往往伴隨著更刻骨銘心的痛。

鐘揚不是不知道高原反應的厲害。西藏種質資源庫主任扎西次仁說：“鐘老師當時到了藏大，什麼都沒說，就是帶著我們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壓高，身材又胖，剛到西藏時高原反應特別厲害，頭暈、惡心、無力、腹瀉，但他從不抱怨。每天清晨出門，為了把包裡的空間盡量省下來裝採樣，他就隻帶兩個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礦泉水，幾乎天天如此。”

兩個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礦泉水，就是這簡陋的“老三樣”伴隨了鐘揚16年的跋涉。

追夢者

“我連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不知為什麼，我的右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夾菜的右手隻握住了一根筷子，而另一根筷子卻掉在了地上。”

“我開始感受到身體內密密流淌的鮮血……”

2015年5月2日晚，51歲生日這天，一向精神百倍的鐘揚倒下了，在意識模糊的瞬間，世界在周身無止境地旋轉，他被緊急送往上海長海醫院。

時鐘回撥到2001年，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大學。

彼時，鐘揚自主來到西藏做植物學科研，卻發現西藏大學植物學專業的“三個沒有”：沒有教授、老師沒有博士學位、申請課題沒有基礎。

西藏大學的老師們也並不看好鐘揚：他一個從上海來的養尊處優的教授，能讓西藏大學的科研改頭換面？

但萬萬沒想到的是，鐘揚跟他們想的“不一樣”，他堅守下來，扎根高原，這一堅守就是整整16年。

在復旦大學，鐘揚除了擔負生命科學學院的授課任務之外，還要負責研究生院的管理工作。研究生院辦公室的老師說，用“車水馬龍”來形容鐘老師的辦公室一點不為過：“從早到晚，不停有老師和學生找他，我們隻好規定時限，15分鐘，就連他的兩個孩子有時候都是來辦公室才能見到他。這還不算研究生院大量的管理工作需要他來組織安排。”

人們發現，鐘揚是個“狂人”：就是在這樣本身已經很不夠用的24小時裡，他硬是給自己安排出另外一份24小時的日程表——

21：30，從上海飛往成都，住機場附近﹔第二天清晨6：00飛赴拉薩，直奔野外採樣﹔結束后，17：00至19：45，審閱論文﹔20：00至22：00，為西藏大學理學院本科生答疑解惑﹔22：45至次日凌晨4：00，與青年學者討論科考和論文﹔7：00，從西藏大學出發，再次奔赴野外……

高原的夜，鐘揚往往睡不到四個小時。

要知道，即便是西藏當地人，由於高原缺氧，睡得不熟、半夜易醒，往往還要睡夠八九個小時才有精神起來工作，可鐘揚卻說：“我在上海睡兩個小時，在這裡睡四個小時，已經很奢侈了……”

與此同時，鐘揚的身體正在一次又一次發出預警。

2015年5月2日夜，上海長海醫院的診斷結果出來了：腦溢血。

當天陪夜的學生徐翌欽被半夜三點鐘的手機鈴聲驚醒了。

“誰這個時候打電話？”

找到鐘老師的手機，才發現原來是鬧鐘。

第二天問鐘老師時，他的回答讓徐翌欽愣住了：“這是用來提醒我睡覺的鬧鐘啊。”

徐翌欽好像突然明白了，鐘老師肩上的一副擔子，有著他想象不到的重量﹔他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堅持工作20個小時，在這20個小時內，他為了節省時間，用五分鐘解決一盒盒飯，抓緊開會間隙的時間打個盹兒，他用自己的“負重前行”換來了無數個“第一”——

他指導西藏大學申請到歷史上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第一個植物學碩士點、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幫助西藏大學培養出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雙一流”建設一流學科名單，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鐘揚的堅守，遠比我們想象得要難得多、苦得多。

搶救后的第三天，鐘揚還沒有度過危險期，仍舊在重症監護室觀察，可他滿腦子全是工作。正好學生趙佳媛來看他，他就讓她打開電腦，口述寫下他對援藏的思考交給黨組織。他提出關於建設西藏生態安全屏障的建議，認為“建立高端人才隊伍極端重要”。

2015年5月15日下午，鐘揚出院，重新投入工作，而此時半身不遂的他甚至連午餐盒都打不開。他的身體已極度虛弱：長期的高原生活、過高的工作強度、嚴重不足的睡眠，使鐘揚出現心臟肥大、血管脆弱等種種症狀，每分鐘心跳隻有40多下。

醫生對鐘揚下了三個禁令：不再喝酒、不坐飛機、緩去西藏。

沒想到，才過一年，鐘揚就不顧醫生告誡，再次踏上高原：“我連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2016年6月，拉瓊在西藏大學又見到了鐘揚。

拉瓊眼前站著的，是一位虛弱的人。在烈日的暴晒下，鐘揚眉頭緊鎖、吃力喘息、走路不快，身上穿的還是29元錢在地攤買的那條牛仔褲。

拉瓊本來要問：“鐘老師，你不要命了？”可話到嘴邊，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拉瓊突然覺得，眼前站著的這個人是一名戰士，一名與雪域高原的惡劣環境、與自己的余生戰斗的戰士！

鐘揚這一次來，還是為了西藏大學生態學學科建設之事。“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有些事情還得繼續推動。”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南蓬副教授了解鐘揚：“他腦溢血后，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是后來，他不僅沒有放慢，反而還加快了。他說他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他十年，讓他把西藏的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

拉瓊說，鐘老師是用生命在援藏：“鐘老師就是陷進青藏高原裡面去了。他身上的科學家氣質，一是胸懷廣闊、忠於黨和人民﹔二是結合國家重大需求做科研，絕不只是自己的興趣愛好。”

燃燈者

“一名黨員，要敢於成為先鋒者，也要甘於成為奉獻者”

“我是一個在紅旗下長大、受黨教育培養多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學生時代，我就向往加入中國共產黨。今天，我對中國共產黨更加堅定不移。我願為黨工作，為革命事業奮斗終生。”

20多年前，鐘揚在入黨志願書上寫下這樣的志願，這個庄嚴承諾從此伴隨他一生。

2017年9月29日，最后送別的日子到了。

復旦大學生物樓東側挂滿了千紙鶴，傾訴著無盡的哀思，而銀川的遺體告別會會場擺滿了700多個花圈。

鐘揚生前同事和合作伙伴趕來了，數十所高校的老師趕來了，還有很多中小學生和家長也趕來了。其中很多人只是聽過他的一場報告。

為什麼？鐘揚身上患有多種高原病，每分鐘心跳40多下，醫生嚴禁他坐飛機、進藏，可他卻越著急、越拼命，想讓老天再給他十年時間，飽嘗病痛折磨之時，滿腔熱血奉獻邊疆，一顆初心仍然滾燙？

“他即使知道再進藏是死路一條，他也戒不掉，因為那是他一顆科學家初心的‘癮’。”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孫燕榮說。

沒有人能勸住鐘揚，因為他早已下定決心：“共產黨員，就要敢於成為先鋒者，也要甘於成為奉獻者！”

為什麼？鐘揚已是863生物和醫藥技術主題專家組的大專家，他18年前編寫的教材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他的眾多科研成果蜚聲國際，有多少人望而興嘆、欲求不得，而他卻16年如一日投身雪域高原的蒼茫天地、投身基礎學科的教學與科普？

鐘揚說，這是生長於珠穆朗瑪峰的高山雪蓮帶給自己的人生啟示——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

我們不由得想起沖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開創中國航天事業的錢學森，想起用3個“不能說”告訴妻子工作變動，然后整整消失28年的鄧稼先，想起在事業巔峰毅然回國、為祖國深部探測事業奮斗至生命最后一息的黃大年，心底突然涌出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

“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

孫燕榮說：“種子關系到千秋萬代，既關系到人民能不能吃飽肚子，也關系到自然生態能否可持續發展。我認為在國家自然生態資源與安全層面，鐘老師對國家的戰略貢獻一點不亞於‘兩彈一星’元勛。”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陳家寬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國家從富起來到強起來，從高速發展到穩中求進，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需要有一批這樣的科學家無私奉獻，需要有一批這樣的共產黨員負重前行。

鐘揚走了，走得匆忙，沒留下一句話，但人們懂得他——

雖然講台上再不會有他的聲音，但他對科學的純粹熱愛感染了每一位學生﹔雖然雪域高原不再有他的身影，但他扎根邊疆的一顆顆種子早已枝繁葉茂。

鐘揚沒有留下什麼財產，唯有一件藏袍是他的最愛。

他對妻子張曉艷說，自己親歷過天葬儀式之后，內心留下久久的震撼，他毫不避諱關於“天葬”的禁忌，反而認同藏族同胞所說的：“天葬”是靈魂不滅和輪回往復，死亡只是不滅靈魂與陳舊軀體的分離。

藏北草原上，萬裡羌塘壯美如畫，原野青草搖曳如歌，那個在天地草木間艱辛跋涉的人卻從此了無蹤跡。

這裡的人相信，隻有內心高潔、靈魂純粹的人，離世之后才能回歸廣袤大地。

很多人說，鐘揚身上有一種“種子精神”。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王玉國這麼解釋“種子精神”：種子很小，但它關系到國家發展戰略，種子生生不息，它有前后相繼的傳承。鐘老師在西藏採集種子，關乎國家戰略資源安全﹔他致力於為每一個少數民族培養一位植物學博士，在少數民族地區種下科研的種子﹔他堅持做科普，在青少年的心中埋下了薪火相傳的科學火種。

“像他這樣播種未來的人，是胸懷大愛、心有大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