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半“紅通人員”2018年被引渡遣返 專家分析

　　●　深度參與是追逃防逃追贓的基礎,一體推進是追逃防逃追贓的關鍵。隻有一體推進才能避免“亡羊補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好地把追逃防逃追贓工作融入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從黨和國家發展的大局來考慮追逃防逃追贓工作,更好地提升追逃防逃追贓效率

　　●　我國監察體制改革后,追逃防逃追贓的工作任務更重,范圍也更廣,這對追逃防逃追贓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緊盯關鍵崗位、關鍵人群、關鍵領域

　　●　有關部門要更加側重“做足細功夫”,包括認真研究外逃人員所在國的法律,通過多種方式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特別是雙邊合作,取得外逃人員所在國政府尤其是司法部門的信任

　　□　本報記者　　趙　麗　

　　□　本報實習生　崔磊磊

　　10多年裡流竄7個國家和地區,一度靠在中餐館端盤子排解孤獨,從“死也要死在美國”到“逃亡的人抓緊回來”……

　　外逃貪官楊秀珠的上述心路歷程在電視專題片《紅色通緝》中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些經歷,不僅讓這位“百名紅通”頭號嫌犯幡然悔悟回國,還戳破了那些企圖“貪了就跑、一跑就了”的腐敗分子的“迷夢”。

　　楊秀珠只是“天網2018”行動中追回的一員。

　　根據中央追逃辦近期的通報,“天網2018”行動全國共追回外逃人員1335名(引渡17人,遣返66人,異地追訴1人,緝捕275人,勸返500人,邊境觸網202人,境內抓獲198人,主動自首等76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307人,包括“百名紅通人員”5名,追贓金額35.41億元人民幣。

　　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稱,2018年“天網”行動取得的成效充分反映了中國反腐敗追逃追贓的能力不斷提升,在追逃追贓工作方面的國際話語權也在不斷提升。2019年,他期待“百名紅通”人員被追回的數量繼續增加,中國與其他國家追逃追贓的司法合作更加密切,講好中國反腐敗故事的能力不斷提升,向更多國家和地區宣傳中國反腐敗取得的成效。

　　全球追逃追贓在繼續

　　過半紅通人員被追回

　　1月13日,《紅色通緝》第四集《攜手》播出,喬建軍的名字出現在其中。

　　2018年6月25日,瑞典根據中國提供的線索和請求,在斯德哥爾摩將喬建軍拘捕。落網那天,喬建軍一夜白頭。

　　負責偵辦此案的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國際合作局工作人員周從遠說:“滿頭白發,和雪一樣。一夜之間熬白了頭,這說明他進來之后,個人心理受到了極大的沖擊。”

　　喬建軍是“百名紅通人員”第3號,曾任中儲糧河南周口直屬庫主任。據媒體報道,喬建軍任中儲糧周口直屬庫主任一職時間較長,已建立了“絕對權威”。知情人透露,“關鍵崗位上都是他的人,誰不聽話,他就通過各種辦法,把人家換掉”。

　　2011年11月,喬建軍攜巨款外逃,河南省檢察機關立即介入偵查。后經檢察機關查明,多年來,他轉到海外的贓款已經發現的就有過億元人民幣。

　　喬建軍對其逃亡之路的“設計”可謂費盡心機。他所逃亡或進行資產轉移的國家和地區,涉及亞洲的中國香港、新加坡﹔美洲的美國、加拿大、巴拿馬、聖基茨和尼維斯、荷屬聖馬丁島﹔歐洲的瑞士、奧地利、匈牙利、列支敦士登、塞浦路斯、瑞典。

　　根據《紅色通緝》播出的內容,喬建軍的出逃行動早已進行過周密策劃。在出逃的前幾年,他和前妻趙世蘭以及兩個孩子,就偷偷辦好了美國綠卡。

　　喬建軍還在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據周從遠介紹,喬建軍流竄過的國家和地區已經發現的就有13個,而且他在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會做投資,涉及房地產、餐飲、酒店、旅游、度假村、農場等。

　　這個想要在全球多地為自己建設避風港的人沒有想到,他所面臨的是全球聯合追逃。據周從遠介紹,他們在全球布局,美國、新加坡、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都在辦這個案子,對喬建軍的資產進行追繳。

　　“不把腐敗分子緝拿歸案、繩之以法,黨和人民都不答應。不能讓國外成為一些腐敗分子的‘避罪天堂’,腐敗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們追回來繩之以法。”2014年1月,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出動員令,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戰役正式打響。中央代號“獵狐”“天網”的國際追逃追贓行動立即展開,百名外逃人員“紅色通緝令”隨之發出。

　　自“天網2018”行動在2018年年初啟動后,追逃大網再度撒向全球。2018年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震懾和政策感召雙管齊下。周從遠認為,喬建軍案最大的特點是全球追逃,全球合作,“因為反腐敗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共識了,沒有哪個國家會為了腐敗而影響了自己國家的聲譽和利益”。

　　在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看來,2018年,追逃防逃追贓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超過一半的紅通人員在2018年已經被追回來了”。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全國范圍內要求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逃的貪官人數進行摸底,掌握貪官外逃的底數,通過這些舉措扎牢制度的籠子。同時,強化對領導干部護照等方面的管理,使得領導干部外逃的空間越來越小。”庄德水說,“這些體現了我國當前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精神。一方面,加強國內反腐,開辟國內反腐的戰場﹔另一方面,開辟國際反腐的戰場,實現國內反腐與國際反腐的協同。”　

　　宋偉總結了2018年“天網”行動主要的三個特點:一是黨中央對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一以貫之地高度重視﹔二是追回外逃人員的數量不斷攀升﹔三是追贓效果顯著,而追贓比追逃在一定意義上更有難度。

　　完善制度加強政治建設

　　一體推進追逃防逃追贓

　　2018年11月7日,北京首都機場,國航CA992次航班落地。“百名紅通人員”第68號賀儉的7年外逃之路畫上了句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再添戰果。

　　賀儉是“百名紅通人員”歸案的第49人,也是十九大后歸案的第一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不管腐敗分子逃到哪裡,都要緝拿歸案、繩之以法。”

　　據庄德水介紹,2018年“不敢逃”的局面已經初步形成,“不能逃”和“不想逃”更值得關注,特別是在“不能逃”方面。現在,貪官外逃的數量已經少於被追回去的人員數量。歸根結底,主要是要扎牢制度的籠子。

　　日前公布的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公報提出,深度參與反腐敗國際治理,一體推進追逃防逃追贓工作。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深化國際合作,不斷織密“獵狐”的“天網”,外逃貪官必將無處遁形。

　　“一體推進追逃防逃追贓是國際反腐敗合作的重要議題,也是重要趨勢,主要是在追逃的同時更要建立預防機制,同時將追贓與防止資金違法轉移同步並舉。”宋偉說。

　　庄德水對記者說,反腐敗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隻有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樹立正確的反腐意識,認識到腐敗對國際社會的危害,才有可能形成反腐敗的“天網”,“從中國角度來看,我國要推進本國的追逃防逃追贓工作,必須實現和其他國家在法律上的銜接,共同推進國際反腐敗合作,一體推進追逃防逃追贓,扎牢制度的籠子,切斷腐敗貪官外逃的路徑”。

　　庄德水建議,一方面,借助國內反腐的威懾力,讓黨員領導干部有所收斂,通過追逃防逃追贓,不斷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運用先進的監督手段,包括大數據分析和信息技術,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監督和管理,實現日常監督與長期監督統一,更好地減少外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除了扎牢制度的籠子以外,還需要進行根本性的建設,即政治建設和政治教育,讓黨員領導干部認識到海外不是避罪的天堂。

　　“深度參與是追逃防逃追贓的基礎,一體推進是追逃防逃追贓的關鍵。”庄德水說,隻有一體推進才能避免“亡羊補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狀,更好地把追逃防逃追贓工作融入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從黨和國家發展的大局來考慮追逃防逃追贓工作,更好地提升追逃防逃追贓效率。

　　完善“不能逃”防范制度

　　緊盯關鍵崗位人群領域

　　2018年,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在體制機制上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國家監察委的成立使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進一步加強,辦理追逃追贓案件的資源進一步整合,上下一體的工作機制更加明確。

　　對此,宋偉說,2018年,針對反腐形勢的新變化,相關工作也有新的進展:一是《關於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發布后,產生強大的震懾作用﹔二是產生了異地追訴、異地服刑后強制遣返的實踐案例﹔三是完善司法制度,建立缺席審判制度等。

　　“國家監察委成立了以后,監察機關的組織協調作用就發生了轉變,從以前協調組織其他主管機關與外國開展追逃追贓國際合作,變成走到了台前,這為它與外國直接開展聯系時增加了權威性。”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主任黃風說。

　　2018年11月30日,外逃保加利亞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姚錦旗被引渡回國,這是我國首次從歐盟成員國成功引渡涉嫌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從其被抓獲到被引渡回國歷時僅44天。

　　監察體制改革后的制度優勢正在轉化為治理效能,不斷完善的法律正在成為追逃追贓工作的重要保障。

　　2018年3月,新頒布的監察法單設反腐敗國際合作專章﹔2018年10月26日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刑事缺席審判制度,新通過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使得刑事司法協助國際合作更加有法可依。

　　據宋偉介紹,近年來,在中央追逃辦的不懈努力下,追逃追贓已經形成強大的震懾效應,實現了外逃人員的大幅下降,並成功實現追回人數遠多於外逃人數。未來主要需要完善“不能逃”的各項制度,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的監督。

　　“隨著國際追逃追贓形勢的發展變化和監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追逃追贓工作面臨著新的形勢與任務。”宋偉說,一是如何進一步落實《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加快推進與不同國家的司法合作﹔二是繼續定位並開展剩余案件的追逃追贓,剩余案件追逃追贓難度也會越來越大。

　　在庄德水看來,我國監察體制改革后,追逃防逃追贓的工作任務更重,范圍也更廣,這對追逃防逃追贓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緊盯關鍵崗位、關鍵人群、關鍵領域。

　　“國家監察委員會要承擔起對外合作的職責和任務,聯合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組織開展追逃防逃追贓工作,貢獻中國的智慧和提供中國的方案。”庄德水說,與此同時,要充分運用監察法所賦予的權限來開展追逃防逃追贓工作,運用必要的監察手段和調查手段,對追逃人員進行相應的制裁。監察法事實上已經為監察委員會等反腐敗機構開展追逃追贓工作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下一個階段就是如何發揮法治反腐的威力。

　　庄德水認為,從整個工作開展情況來看,現在國家監察委員會要推進和開展追逃防逃追贓工作,還必須解決如何有效運用監察法的問題,要敢於用、善於用監察手段,要突破原先的工作思維方式,創新工作機制,更好地開展追逃防逃追贓工作。

　　追逃與追贓齊頭並進

　　加強監督與國際合作

　　追逃追贓的豐碩成果,不僅打破了腐敗分子外逃的幻想,更激發了人民群眾的反腐信心,厚植了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國家統計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人民群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滿意度逐年上升,表示很滿意或比較滿意的比例已由2012年的75%增長至2017年的93.9%。

　　不過,庄德水認為,當前追逃追贓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追逃方面與國際合作時還有法律上的障礙,與追逃相比,追贓方面的工作還顯得比較滯后,因為“追人”已經比較難了,追贓就顯得更難。“在這個階段,要實現追逃與追贓齊頭並進,更好地實現追逃追贓的任務。”庄德水說。

　　在庄德水看來,“天網”行動還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特別是在干部的監督管理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發力,“一方面,要加強對干部的考核,特別要對干部的配偶、子女情況進行實時報告和監督,防止領導干部形成裸官,配偶和子女都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情況﹔另一方面,組織部門在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的時候,要加強對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的抽查力度和核實”。

　　“其次,還要加強國際深層次的合作,隨時對黨員領導干部的非境外活動實施有效的監控,一旦發現黨員領導干部有外逃跡象,就要啟動相應的預警機制,應用好防范措施,防止外逃的可能性。”庄德水說。

　　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田坤看來,一批批外逃人員主動投案,表明反腐敗高壓態勢已形成強大震懾。在“百名紅通人員”中,被追回的56人佔比剛剛過半,剩下的44個“紅通人員”有很多是難啃的“硬骨頭”,2019年將真正考驗中國的追逃智慧。這需要有關部門更加側重“做足細功夫”,包括認真研究外逃人員所在國的法律,通過多種方式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特別是雙邊合作,取得外逃人員所在國政府尤其是司法部門的信任。

　　庄德水也認為,隨著追逃防逃追贓工作的推進,接下來的難度可能會越來越大。“剩下的都是一些負隅頑抗的人,我國採取了限期或者勸返的政策,但是一些貪官仍然心存僥幸,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還需提高政策的認知度和宣傳力。”庄德水說,對於這些人,還需要發動他們的親人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導工作,讓他們真正服從中央的號召,主動接受法律的懲處。同時,可以充分運用國外的法律手段對貪官進行制裁,運用司法方式和國際合作方式來壓縮外逃貪官在國外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