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
不止是親臨台灣奔走傳播革命思想,1897年興中會台灣分會、1910年中國同盟會台灣分會的成立,都源於孫中山的宣傳影響。其“時代開創者”的歷史形象深烙於台灣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中。
“孫中山先生帶給台灣什麼樣的啟發呢?‘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一席話可以提供答案。”台灣歷史學者呂芳上說,“當四萬萬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夢境中,生息在專制忘我的傳統道德下,嬉戲在豆剖瓜分的危懼裡,使我們曉得有種族國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影響麼?”
在日本加劇高壓殖民統治的背景下,一些台灣知識精英把台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希望,寄托於中國革命的成功,並不顧艱險毅然投身實踐。
上世紀20年代初出版的《台灣新青年》曾發表文章說:“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非先致力於中國革命成功。待中國強大時候,台灣才有回復之時﹔待中國有勢力時候,台灣人才能脫離日本強盜的束縛。”
中國同盟會台灣分會吸收的70多名台籍精英中,有慨然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的許贊元、羅福星,有挾血氣之勇北上刺袁的翁俊明、杜聰明。
1913年春,台灣望族“霧峰林家”后人林祖密毅然離台,定居廈門並辦理復籍,成為台灣同胞恢復當時中國國籍的第一人。1924年,台北青年李友邦入學黃埔軍校,畢業后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北伐戰爭,后組織台灣義勇隊參加全民族抗戰。
“在廣受孫中山革命思想感召的氣氛下,台灣青年毅然奔赴大陸投入國民革命的行列,是可以想象的事。”呂芳上說。
“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
自革命之日始,孫中山就將收復台灣作為革命目標之一。1912年元旦,他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向中外記者明確表示,“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直到1924年病危之際,先生仍念念不忘深受殖民高壓統治踐踏的台灣同胞。
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和辛亥革命成功的激勵下,台灣同胞煥發出強烈的抗日反殖斗爭意志和願望。僅僅在1912年至1915年的4年間,台灣與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較大規模的抗日活動就達9次,目標口號均為“驅逐日寇,收復台灣”。
受孫中山委派回台發動苗栗起義的羅福星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13年3月15日發表的《大革命宣言》中列舉了日本帝國主義的21條罪狀,積極宣傳抗日,很快得到台灣鄉親的響應和支持,點燃了寶島同胞心向祖國的革命之火。
“與羅福星同案者包括地方上有資產有名望有學力的上流人士。據當時台灣的日辦報紙描述,這些人被捕后泰然自若,毫無狼狽之色。連日本檢察官都感慨‘乃真摯以革命不羈為目的者’。”戚嘉林說,可見孫中山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至深。
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主要成員有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洪元煌、林幼春等人。這是台灣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維護中華民族文化的戰斗堡壘,而他們的啟蒙正是孫中山革命思想。
文化協會領導人蔣渭水是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1929年1月20日至11月24日,他在《台灣民報》連續發表40篇《中國國民黨之歷史》文章,詳細介紹孫中山的革命策略和政治理念。
“日本殖民當局所編《警察沿革志》記載,台灣文化協會人士心中認為中國是祖國,深信台灣會回歸祖國。其‘文化抗日’活動極大影響了台灣民眾,日據42年后有一份特務秘密調查文件,結語是台灣人未受皇民化影響的程度‘令人心寒’。”戚嘉林說。
先生身死,思想猶存。孫中山曾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這句振聾發聵的呼聲,至今仍是兩岸同胞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標。
“檢視當下,民進黨當局不敢搞‘激進台獨’,但操作‘柔性台獨’,其中就包括以‘去孫中山化’企圖消泯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應有的歷史記憶和祖國認同。台灣人如果真的忘記了孫中山,忘記了先生追求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偉大理想,就太愚蠢了!”台灣中華民族發展基金會董事朱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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